编者按

　　2022年12月21日，由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中共鲤城区委、中共南安市委主办，泉州市社科联、中共鲤城区委宣传部、中共南安市委宣传部、泉州市李贽学术研究会承办的纪念李贽诞辰495周年“李贽思想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在李贽的故乡泉州召开。研讨会共向海内外专家学者征集到相关学术论文60余篇，专家学者通过现场和视频发言，从思想、文学、历史等不同视角进行探讨。其中不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观点、新材料，有许多对当代颇具重要社会价值意义的新亮点。今日摘编部分论文，以飨读者。

　　李贽“童心说”的美学意义及其影响

　　□张建业

　　李贽在其著名的“童心说”中指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而“童心”就是“真心”，是人们“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李贽提出文艺要表现“童心”，就是提倡绝假纯真地表现情感和表现生活，要求文学打上创作者的个人印迹而具个性美。

　　“童心说”是李贽文艺美学的核心。李贽认为文学既然发于自然情性，那么有什么样的情性，就有什么样的风格，情性的不同，决定了风格的不同。不但极重创作主体的情感意义，也极重创作个性的价值。

　　李贽的“童心说”受到王阳明“良知说”影响，但又不为其藩篱，并没有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

　　李贽对小说戏曲的评点，特别注意从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考察。正是李贽通过宣传与评点赋予小说、戏曲与诗文同样崇高的地位，不但促进了小说戏曲创作的繁荣，也促进了小说戏曲理论的发展。

　　“童心说”及其启蒙思想，对晚明和清代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以公安三袁为代表的诗歌创作的“性灵说”，以汤显祖为代表的戏曲创作的“至情说”，清代曹雪芹《红楼梦》的创作，等等。

　　公安三袁直接继承着李贽的思想，但与李贽相对照，公安三袁确有其隐遁、消极的一面。在“童心说”影响下，提出“性灵说”等文学命题，其目的也是为了追求个性的自由，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也为近代人文主义的启蒙作出了贡献。

　　曹雪芹的《红楼梦》，就其美学意义来说，可以概括为赞真批假尊重个性的伟大杰作。赞真批假，尊重个性，正是“童心说”的重要精神。李贽主张男女平等，贾宝玉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严格礼教等级制的否定。贾宝玉可以说就是“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一个形象化。

　　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受的影响，过去多是讲西风东渐。但这是外因，内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晚明以李贽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就是内因。李贽的“童心说”是就文艺创作而发，对封建专权文化统治进行批判。吴虞作为五四时期一名杰出代表，他的理论支柱就是李贽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想，这鲜明地体现在他撰写的《李卓吾别传》中。该文写于1916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于1919年，因此，可以称此文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国内学术界论到李贽与鲁迅之文只有寥寥几篇。但在日本，对李贽与鲁迅的比较研究极为深入，他们更注重论证其思想精神的神似。如沟口雄三说：“李卓吾作为此一时期最具典型的思想者——很像民国的鲁迅。”我认为，鲁迅受李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鲁迅同样把真伪作为评判人物与文学的首要标准，强调文学家要正视现实，面对人生，真实为人，而反对“瞒和骗”。鲁迅很早就提出，文学能留遗后世最有力的是发自“神思”“天然”“冥契”“灵会”的心声，才能以情动人，这不就是李贽“童心说”所提出的 “真心”说吗？就文学创作而言，李贽与鲁迅都是杂感的能手，他们都以杂感作为解剖社会和抨击敌人的艺术武器，其风格精悍凝练泼辣，极具战斗力。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韩国对李卓吾的接受与研究

　　□金惠经（韩国）

　　从古至今，中韩两国之间交流领域广泛、源远流长，17世纪的明朝和朝鲜的关系也极为密切。随着使节的往来和韩国学人的入明求学，李卓吾其人其事和著书等信息，也自然而然地传到了朝鲜。当时朝鲜文人对李卓吾及其著作的研究曾出现过相当多有特色的文章或论著，其内容涉及对李卓吾其人的纪念与评价等诸多方面，颇具研究价值。

　　仅限于朝鲜王朝而言，对当时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朱子，其次是王阳明。除朱、王之外，就是卓吾李贽了。对李卓吾的看法，朝鲜学者们夹杂着赞叹和批评，不过负面性意见占据着绝对优势。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人士对李卓吾持肯定的意见，其代表人物就是许筠、丁若镛和李建昌三人。

　　李卓吾的著作首次传到朝鲜，是在他去世12年之后的1614年。当时，朝鲜的朱子学者金中清在《朝天录》中记载了万历四十二年为庆贺明朝太子的诞辰，谢恩使许筠和书状官金中清被派往北京一事。这是到目前为止被证实的朝鲜学者与李卓吾著作相遇的第一篇记录。许筠读了《藏书》之后，评价此乃奇书。1615年，许筠以冬至使身份再次到访北京，阅读《焚书》后撰写《读李氏焚书》，对儒佛会通的李卓吾思想深表理解和赞同。韩国的李家源曾断言“许筠是韩国的李卓吾”。

　　到十九世纪前期丁若镛生活的时代，李卓吾的思想再次得到正面评价，其中心内容是他的经学。丁若镛在《论语古今注》中选择性地引用《焚书》和《论语评》一些内容，在提出与朱子不同见解之时，只要李卓吾的观点符合自己的宗旨，就会毫不犹豫地引用。

　　李建昌是朝鲜末期朝鲜阳明学派的最后一位学者。年轻之时，写下四言古诗《李卓吾赞》，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二段中“宁自得已，免苟同入”之句，句中揭示出李建昌大加称颂李卓吾的理由，即他对李卓吾个性的同感。

　　从许筠到丁若镛再到李建昌对李卓吾的接受模式来看，许筠把卓吾看作与自己思想相同的人，丁若镛把卓吾当成自己经学依据的出处，而对李建昌来说，卓吾则是他内心的坐标。尽管他们以不同的理由接受李卓吾，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充分肯定以自由为导向的思想和个性。

　　到了经济开始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随着政治和社会形势的迅速变化，关于李卓吾的研究也与此前大不相同，韩文译著和论文陆续出版发行。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对卓吾著作的研究和正式的翻译，无论在数量，还是在涉及的范围，都比以前有了明显进步。在译著方面，共有4人执笔，翻译了与卓吾有关的6部作品。以李卓吾为标题的著作有1种。此外，还有20来篇硕、博士学位论文，100篇左右的一般论文。

　　21世纪关于李卓吾的论文数量增多了，题目也更加复杂化、具体化，但研究深度仍然不够，并没有发生质的飞跃。本文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通古今认识汉字的人员大量减少。二是晦涩难懂的学问与心理。晚明的社会背景与卓吾复杂的心理，在客观上给研究带来诸多难题。三是韩国文化的特殊性——道德主义。

　　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韩国的李卓吾研究，但随着对其著作的翻译与研究论文的日益增多，在韩国对他的探索也会越来越多，而且将不断地扩充、深化。

　　（作者系韩国国立韩巴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贽民族观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杨海虹

　　李贽于万历五年至万历八年任云南姚安知府。在姚安的治理实践中，他继承并发扬了中华古代华夷一体的民族观，提出了“根本盛者，枝叶无穷”的观点，对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姚安古属滇国地，历代为朝廷征服西南“蛮夷”必争的战略要地。朱元璋平定云南后，实行土司制度巩固云南多民族的共生格局。李贽来姚安时，姚安府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动乱，土官势力大，地区治理难。真正是“在元明两代，滇中土酋祸变，几无宁岁”。

　　对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进行治理，其治理理念本身就是民族治理的理念。李贽在姚安社会治理中秉持以共同的文化为基石的儒家民族观，并在《高同知奖劝序》一文中提出了与中华古代民族观一脉相承的以“其根本盛者，其枝叶无穷”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观。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其根本盛者，其枝叶无穷”，各民族共享太平的国家民族思想；二是因俗而治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的治理理念；三是“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治理原则；四是以文化人的治理方式，在德丰寺办书院，在光明宫讲学，还开办学校，让土人及女子能读书，培养姚安民众子弟，使姚安“自僚属、士民、胥隶、夷酋，无不化先生者”；五是人人平等的治理主张。

　　在李贽“根本盛者，枝叶无穷”民族观的影响下，在之后的近300年时间里，姚安境内再无民族冲突和叛乱。新中国成立以后，姚安各民族实现了政治上的一律平等。今天的姚安，汉、彝、回等26个民族亲如一家，与全国同步完成了脱贫攻坚的历史使命，进入了小康社会。李贽的铜制塑像，在他离开姚安427年后，立在了姚安梅葛广场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姚安民间筹资塑造起来立于广场上的唯一一尊人物塑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李贽是传统文化开始新变的代表，对他的民族观进行阐释，寻找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现代价值之间的契合点，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提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的思想精髓，可以建立起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共鸣。

　　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李贽“根本盛者，枝叶无穷”的远大眼光；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我们看到了“因俗而治”的成功范例；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上我们知道根本途径是以文化人；在促进民族团结中我们知道要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中实现“各民族共享太平”；在提升民族地区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实践中我们不会忘记“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治理原则……加强李贽民族观的历史源流、发展演变的研究和成果运用，能让它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构筑起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作者系云南姚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贽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

　　□田文兵

　　以“童心说”为核心内容的文艺思想是李贽思想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明清文学以及“五四”新文学有着较为清晰的承继脉络，同时对当代文坛也有着深远影响。重新认识李贽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并继承和发扬其合理因素，对倡导文学回归本心、促进文学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丰富文学的精神内涵有着重要的启示。

　　所谓“童心”，即“绝假纯真”之“真心”，是人的“最初一念之本心”，这是对晚明腐朽制度的一种反抗，对“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的批判，也是对纯美自然本心的呼唤。自现代以来，儿童视角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受到了中国作家们的青睐。因此，周作人曾认为中国新文学源自“明末的文学”。显然，作家们在一定程度上认同“童心说”，并力图建构一个有着淳朴人性的世界，是对李贽文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与提出“童心说”的李贽相比，作家们的生活时代、情感体验以及题材的选择均与其有着很大的差异。

　　李贽的“童心说”强调文学艺术要表现人的本能欲望，其“自然人性论”更是肯定了人正常情感欲望的合理性，当封建伦理压抑了人性的正常发展后，李贽发出了符合时代的强音，高举个性解放的大旗，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思想有深刻而深远的影响。通常认为，“五四”思想资源是西方的人文主义和个性解放，实则不然。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人文主义与个性解放，显然与李贽的“童心说”和“自然人性论”一脉相承，对灵肉一致的追求成为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

　　讲好中国故事，除了需要自觉融入人类普遍价值和审美情感外，还必须立足本土，表现本民族独特的生活特征和精神面貌。李贽的“童心说”和“自然人性论”是中国古典文论的精粹，成为近现代思想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理论资源。李贽的文艺思想的发掘与研究，融入了数代知识分子的智慧，沉淀为一种有效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传统。在新的历史时代，继承和发扬李贽文艺思想的合理因素，不仅可以摆脱一味追赶西方“话语”潮流而导致“失语”的尴尬处境，还能使这种传统智慧在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当代文艺，先是将其社会功利性发挥到了极致，后来又迷失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沦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品，始终没能完全回归到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身。选择以何种创作姿态来建构文学的本心就成为当代作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也需要作家保持一颗“童心”，从自身生命体验出发，既不迷信于权威，也不沉溺于世俗，创作出与人民心意相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求真向善之作。

　　（作者系华侨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李贽重商思想的当代价值

　　□胡沧泽

　　李贽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思想家，他强烈地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对于商人和商业活动同情支持的重商思想在我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贽出生于明朝嘉靖年间我国东南沿海港口城市泉州的一个世代为商的家庭，泉州地区的社会状况，对他的思想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唐代，泉州是我国的四大贸易港口之一。宋元时期，泉州港是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明朝初年，由于统治者实行“严海禁”政策，泉州一度萧条。但是明中叶以后，泉州的商业和海外贸易又得到迅速发展。“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泉州由于海内外商人集聚交往，各种外来思想、宗教并存，相互影响，自宋元以来逐渐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处具有浓厚商业和海外贸易气息、各种中外文化相互并存、影响乃至交融的独特的文化区。李贽故居在泉州南门外聚宝街一带，正是这文化区的中心地带。从中古至宋元长达千年的商业和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繁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泉州商业和海外贸易事业的继续发展，都对人们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以深刻的影响，李贽思想中浓厚的市民意识、商业意识，很显然与泉州的环境关系极大。

　　李贽重视商人的作用，他在很多著述和言论中公开站在商人一边，替商人说话，为商人辩护。他在《又与焦弱侯》中指出：“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商人带着数万资财，经历风涛的危险，忍受市场交易时人们的辱骂，万分辛苦，而且还必须交结那些官僚大夫，才能获利避害。李贽站在商人的立场，同情他们的遭遇，从商人经商要经受的艰辛和风险的角度来为他们正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人的利益。李贽在《明灯道古录》等著作中也肯定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他们的致富讴歌，这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是极为难得的远见卓识，这些大胆的离经叛道之论，正是适应了社会的发展，适应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趋势，因而形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李贽作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发展史上25位思想大家之一，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羁绊，提出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进步主张。李贽重视商人，重视发展商业，重视各种经济活动，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国内外经济建设，发展国营经济、民营经济，加强中外经济交流，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宁折不弯的晚明进步思想家李贽论略

　　□陈笃彬

　　李贽是晚明进步思想家，一生始终处于三大矛盾的重压之下。他宁折不弯，被明神宗以“敢倡乱道”的莫须有罪名逮捕入狱，最终采取“自刎”的极端形式，走完了不满、挣扎、奋斗的一生。

　　李贽的哲学思想受王阳明、王畿和王艮的影响很大。李贽在四十岁时，接触了王学，从此开始了对王学的探索。在以后的许多著述中，李贽都提到了王学，并倾注心血完成了《阳明先生道学钞》与《阳明先生年谱》的编纂工作。

　　王畿为王阳明的入室弟子，深受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提出了：“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为神，无知之知，是为真知；罔觉之修是为真修。”而这实际已经接近“禅学唯心主义”。李贽入禅与深受王畿影响有关。

　　李贽是泰州学派门人。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也是王阳明的入室弟子。受王艮主观唯物主义的影响，在《答邓石阳》一文中，李贽写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

　　在哲学思想的矛盾碰撞中，李贽将自己的关注点集中在现实社会，形成了反封建压迫反传统思想的民主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历史观、文学观、教育观等等。

　　李贽认为自己的著作为“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当以进读，科场当以选士，非漫然也。”而他的这种理想却被现实碾压得粉碎。

　　首先是宦途不顺。对于自己的宦途不顺，与上司对抗，李贽自己认为是性格所致。然而，从深层次上认识这种对抗，实际上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尔虞我诈、鱼肉百姓的一种不满。

　　其次是为学遭讦。在与耿定向的论争中，李贽指出了自己与耿定向在理论上的主要区别是：坚持儒学的道统与追求人的自由、解放。这场争辩给李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明神宗收到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劾奏李贽的奏疏后，立即下旨将李贽逮捕入狱。

　　三是入禅受诬。在送走家眷，孤身一人的情况下，李贽“剃去头发，仅留胡须，以异端自居。”李贽入禅后，当地官员与士绅勾结，对他进行驱逐和迫害。而张问达在劾疏中也就李贽入禅罗织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李贽是有浓厚家国情怀的。在《藏书》中，他赞扬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赞扬陆秀夫、文天祥等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归家守制时，倭寇来犯，他率领族人，主动承担起抗击倭寇的重任。李贽也是热爱家乡的，否则他不会又号“温陵居士”。李贽是爱家的，他中举为官后两次回乡都是为了尽孝。他与妻子相濡以沫，妻子去世后，他写了六首诗，感情真挚，读之令人潸然泪下。

　　李贽痛恨的是明代中后期笼罩着中国，尤其是泉州，以程朱理学的名义用封建枷锁束缚人们的封建专制氛围，厌恶的是等级森严，要把严苛的封建礼教强加于他的封建家族。

　　李贽在挣扎、奋斗中，以反封建、追求民主平等的启蒙思想，深厚的家国情怀，宁折不弯的斗争精神，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树立起一座丰碑。这座丰碑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景仰。

　　（作者系福州大学原党委书记、研究员）

　　从《阳明先生道学钞》读李贽

　　□叶茂樟 叶 帆

　　君子之学务求在己。《道学钞》卷一《论学书》主要阐述王阳明治学、交友之道。王阳明在《答友人》中写道：“君子之学，务求在己而已。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君子学习目的在于完善自己，对于外界的毁誉荣辱，不但不能因此动摇自己的意志，更要借此修身养性。回顾李贽的一生，从一个封建晚世“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的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具有独立思想与人格的异端，毁誉荣辱对他又算得了什么呢？

　　以民为本德治仁政。王阳明卓越的军事实践背后，是其以民为本人文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李贽二十余年的宦海生涯，同样以民为本，推行德治仁政。《道学钞》一书辑录大量王阳明平贼平叛、稳定社会秩序的文章，而且李贽多有评议，可见其赞赏王阳明以民为本的军事思想。以南赣平贼为例，王阳明推行十家牌法。李贽评道：“十家牌法，今人行之，则为扰民生事；先生行之，则为富国强兵。”在李贽看来，十家牌法虽有“扰民生事”之嫌，却是最管用“富国强兵”之道，武功文治，既破“山中贼”，又破“心中贼”，此为“圣人之神道设教”。

　　离经叛道卓尔不群。李贽祖上世代经商并信奉伊斯兰教，父亲以教书为业，母亲早逝，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自强自立，萌发反传统的思想意识。王阳明的《谏迎佛疏》是传颂一时的名篇，“通篇不说佛家一字不好”，尽得风流。李贽颇为赞赏，尽管多为“好”“妙”“切切”等褒奖之辞，却难掩饰极尽讽刺夸张之性情本色。如王阳明分析迎佛动机时，宫廷讲学的儒臣只知道照本宣科，皇上听之味如嚼蜡，无乐可言，李贽感叹道：“透骨！”皇上为此“故渐移志于骑射之能，纵心于游观之乐”，李贽再叹道：“透骨！”儒臣平庸无能，皇上醉心游乐！短短的“透骨”两字，不仅是对王阳明为文艺术的赞赏，更多的是对封建统治者不理朝政、昏庸无能的痛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童心本心真心真人。李贽的“异端”思想来源于真实性情。他创立的“童心说”，不仅是其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也是其立身处世的理论根据。“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通读《道学钞》，随处可见李贽的童心、本心、真心，凸显李贽“真人”形象。王阳明仅用六天就平息宸濠之乱，李贽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感叹道：“破会城宸濠共六日耳，忒快煞！”而对于为抢夺平叛功劳的御驾南征，李贽连用两个“妙”字加感叹号，别有一番深意：叛贼已擒何须劳师动众，千里南下？！

　　（作者：叶茂樟系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地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叶帆系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