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明朝晋江（今福建泉州）人。他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死后一度被泉州民众奉之为神，称“温陵先师”。李贽以“异端”自居，蔑视天理“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提倡私欲“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凭借他丰富的学识和过人胆识，痛斥僵化礼教和假道学，建立了一个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富于自由精神的思想和大胆锐气的言论，使他成为晚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思想旗帜和一代思想文化巨人，对后世思想解放产生了深刻影响。

　　自明清以来，对李贽思想的研究就始终与时代思潮密切相关，紧密围绕着探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现实出路这一问题展开。在五四运动中，李贽成为了“打倒孔家店”的一面旗帜。1916年，吴虞发表《明李卓吾别传》，借评价李贽之机，对传统封建礼教展开猛烈抨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贽研究逐步受到重视，文史资料挖掘丰富。而改革开放以后，李贽思想研究逐渐走出了政治话语笼罩，开始了从纯粹学术角度研究李贽思想的新阶段。在细化的专题研究与多学科研究视角关照下，李贽思想研究出现了全面深入而又多姿多彩的整体格局。同时李贽研究也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韩国、日本、新加坡、德国、瑞典、美国、意大利等诸国，不同时期均有一些学者从事李贽思想的研究。

李贽塑像（温宁 / 摄影）

　　一、批判儒学的独行侠

　　李贽在中国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就得益于他从晚明人们普遍尊儒学理的热潮中脱颖而出，高举反儒反专制旗帜。“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封建专制社会可谓惊世骇俗。一方面，李贽的著作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当是时“李氏《焚书》《藏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1]另一方面，明清众多儒家学者对其持否定态度。黄宗羲《明儒学案》中不谈李贽，顾炎武称之为：“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2]

　　李贽蔑视当时独奉程朱理学为权威的情况，以“异端”自居。“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3]“稍长，复愦愦，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身心。”[4]李贽受儒林士大夫非议乃至最后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入狱殉道。他贬斥程朱理学为伪道学，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十二岁时，李贽就写出《老农老圃论》，讽刺孔子答樊迟之问。李贽所批判的是“假道学”，最终是为“真道学”服务的。他不仅不以孔圣为权威，还提出了“物皆自是”“凡圣如一，人人可以成圣”的人人平等观，“大道不分男女”的男女平等观。

　　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专制社会中，李贽大胆强调人性之私，颠覆了人性无私本善说。李贽提出“绝假童真”的童心说，在文学上强调“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其文学观点进一步推导出“私心”的心之本体论：“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受阳明心学泰州学派影响，李贽强调心之本体为自然之心，拒绝宋学的天理，“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不顾他人非刺。”“本着强烈探索‘自家性命’的求道精神，超越佛儒，从人情、人性之真出发，追求自己心性所应具有的真正的理。”[5]

　　由“童心”即“私心”的心之本体论思想开始，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的思想是立足于现实的思考。他认为，满足百姓日用，是一切“道”的目的。提出“道不远人”，“天道与人道一”的思想，打破了宋明理学“天理”的垄断地位，肯定了“人欲”的合法地位，为其“人性之私”找到合理性根源。

　　二、继承儒学的信徒

  尽管诸多非议视李贽为“儒学叛徒”，然而李贽依然以“实儒”自居。“夫卓吾子之落发也有故，故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善读儒书而善言德行者，实莫过于卓吾子也。”[6]他的思想也受到不少时人儒士，包括李廷机等当时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好评。实际上李贽的行事可以说并没有脱离于儒家之规范，他批判封建专制思想的理论出发点仍是儒家思想。

李贽故居（温宁 / 摄影）

　　（一）遵从儒家宗旨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一直强调李贽是儒家的信徒。明嘉靖六年（1527）李贽出生，7岁开始随父读书，21岁与黄氏成婚，26岁中举，就禄，迎养其父，婚嫁弟妹7人各毕，30至45岁间历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云南姚安知府等职务[7]。在返泉归葬父亲后，李贽已然完成了儒家伦理责任，“幸了三世业缘，无宦意矣”。纵观李贽的一生，45岁以前已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走完了士人的一般道路，“忠实地履行了家族和社会责任，是儒教社会之孝子、贤孙、循吏”这个说法未免稍显言过其实，但李贽在弃官之前的行动轨迹无疑是以儒家宗旨为准则的。他遵从儒家宗旨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万历十六年（1588），李贽剃发为居士，在脱下所谓“孝子、贤孙、循吏”的包袱之后，李贽的著作、思想向更宽阔的领域发展。尽管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再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建芝佛院，从事著作，依赖官僚绅士的资助而生活，都没有叛离于儒家宗旨。”[8]

　　（二）实现儒家志向

　　儒家的济世情怀、治平之念李贽从来没有放弃过。相反，他积十数年之苦功、呕心沥血完成了《藏书》《续藏书》；晚年又崇尚孔子、刊有《明灯道古录》《九正易因》等探讨儒家精意之著述。虽然身居佛门，但他一直关心边事，作《孙子参同》等。陈清辉在《李卓吾生平及其思想研究》一文中详细考察了李贽的儒道佛法思想、三教合一思想。作者认为，李贽思想的主要内容则表现为“志于儒，据于道，依于法，行于佛”[9]李贽所主张彻底融贯三教，其三教合一思想的实质也就是以三教归儒为根本。

西湖公园李卓吾先生塑像（瞻箦/摄影）

　　万历二十八年（1600），时年74岁的李贽作《圣教小引》，回顾了自己一生学习儒学之经历，表达了对孔子精深思想尊崇之意。

　　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侮，翻阅贝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乃复研穷《学》《庸》要旨，知其宗贯，集为《道古》一录。于是遂从治《易》者读《易》三年，竭昼夜力，复有六十四卦《易因》锓刻行世。呜呼!余今日知吾夫子矣，不吠声矣；向作矮子，至老遂为长人矣。虽余志气可取，然师友之功安可诬耶!既自谓知圣，故亦欲与释子辈共之，盖推向者友朋之心以及释子，使知其万古一道，无二无别，真有如我太祖高皇帝所刊示者，已详载于《三教品刻》中矣。夫释子既不可不知，况杨生定见专心致志以学夫子者那!幸相与勉之!果有定见，则参前倚衡，皆见夫子，忠信笃敬，行乎蛮貊决矣，而又何患于楚乎[10]?

　　晚年的李贽在人们的视野中似乎又重新走上了儒家的“康庄大道”。实际上李贽是从没有走远的，他始终是以儒家原则和志向来安身立命的。“成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身”[11]。细观李贽所谓“非孔”言论，不难发现其本意并非否定儒学，而不过是反对盲目尊孔，反对当世之“假道学”。李贽是从“反礼义、反道学，而终究走回到合礼义、真道学”[12]的路子上。

　　三、思想溯源：闽南多元文化的影响

　　社会现实是社会思潮萌生的土壤。对儒学的反叛与继承是李贽思想中的重要特征，两者的矛盾与张力，是时代与环境所造就而成。闽南地理、政治、文化上的边缘性与多元性造就了李贽思想中“远儒”到“崇儒”的一体两面。

　　明朝中后期，专制统治下的传统封建社会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变动与社会危机。社会矛盾激化伴随着商品经济活跃、市民文化蓬勃发展，为思想领域的巨大变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与自由主义思想逐步诞生。而这种变化在海外商贸活跃的闽南地区更加明显了。

　　泉州“刺桐港”无疑是宋元以来闽南地区最具有影响力的地区。李贽出生于晋江（今泉州），其青少年时代居住的故居坐落于泉州南门聚宝境（今鲤城区南门万寿路与聚宝街交叉口），是泉州对外贸易集中的码头和商人汇集之处。泉州自唐朝初兴对外贸易。宋元时期，随着泉州城南市舶司（1087年）的设置，“涨海声中万国商”，泉州刺桐港逐步发展为东方第一大港。与活跃的海洋商贸相伴而来的是纷至沓来的异国传教者，在泉州至今还保存着伊斯兰教、天主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多元的宗教融合的历史印记。李贽的家族自曾祖父以上有海外经商经历，李贽是回族的说法一度盛行。然而根据现有文史资料考据，仅能证明其家族有异族通婚史，二世祖林驽与色目人（西亚民族）通婚并信仰伊斯兰教，其后族人或有与泉州伊斯兰教家族通婚的历史[13]。李贽的家族史考察中可以看到，泉州多元文化并行不悖的特殊环境滋养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李贽，自然塑造了独立于传统儒家文化之外的“异端”思想。

　　闽南地处东南沿海，“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特殊地理情况，使其在陆地交通不便的封建社会时代，长期是远离中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边缘地带。迟缓发展的边缘状态使得闽南“不仅在地理区位上远离中原的政治中心，而且在文化区位上也远离中原的儒家教化”[14]。这种文化上的“远儒性”使福建(尤其是闽南)文化比较充分地发育了古代闽越文化遗留的海洋人文精神，从而表现出更多非儒家正统和规范的叛逆精神和自由性格，也更易接受外来异质文化的影响。明中后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转型的起点，社会生活、民俗民风发生了重大变化，涌现出一些具有启蒙思想、追求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泉州私人海上贸易依然十分繁荣。随着泉州安平港等新商港的出现，海商集团的形成推动着地方文化思潮的变动。地方绅商阶层解除海禁的要求，反对禁欲、多积金宝的财富观影响力逐步增大。在闽南文化中固有的叛逆精神的影响下，他们努力冲破程朱理学的束缚，虽然其社会理想整体上没有脱离儒家的“二代”，但是对实现理想的途径的思考，却远远超越了传统儒家。

李贽文化广场牌坊（瞻箦/摄影）

　　“远儒”的异质性和叛逆性，形成了闽南文化性格自由、开放的一面。另一方面，中原移民携带的儒家文化的正统性和强势性，也使闽南文化在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规约中，具有了“崇儒”与守成的另外一面。崇尚中原文化是闽南人的共性。唐宋以来吸收中原移民，闽南才逐渐开发。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要依靠北方的中原移民。传统的儒家文化也随之而来。发达的文化体系加上强大的中原移民宗族力量，很快闽南人基本上认同和接受了儒家文化对社会的教化、规范和制约作用，尊孔崇儒的思想成为闽南社会文化基石。南宋建都临安以后，福建与京城毗邻，地处闽北的武夷山地区成为当时繁盛的文化中心，两宋时期闽南文化开始初步形成。以朱子学说为核心的闽南理学也随之发展起来。明朝统治者把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闽南理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学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样一个以崇儒的地域文化影响下，李贽也不可能超脱于外。

　　在闽南多元文化视域中，闽南文化环境融合了中原文化与闽越海洋文化，包容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由此塑造了李贽思想在根本上崇儒的原则志向，又拥有“远儒”的叛逆性和异质性。从历史的事实来看，李贽以独立的个人主义立场解释传统文化寻求出路的探索与时代主流格格不入，没有后继，最终走向了失败。然而，其积极探索、不惧权威，以“绝假纯真之童心”追求“致一之理”的可贵精神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注释：

　　[1]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六，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

　　[2]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

　　[3]《阳明先生年谱后语》，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6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

　　[4]《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5]王宝峰：《儒教社会中的独行者:李贽儒学思想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6]李温陵：《李贽文集初潭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

　　[7]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8]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9]陈清辉：《李卓吾生平及其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10]《续焚书》卷二，《圣教小引》。

　　[11]《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12]龚鹏程：《晚明思潮》，商务印书馆，2005年。

　　[13]陈泗东：《李贽的家世、故居及其妻墓碑——介绍新发现的有关李贽的文物》，《文物》,1975年第1期。

　　[14]刘登翰：《论闽南文化——关于类型、形态、特征的几点辨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