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4年从省方志委岗位退下来的，至今已14年，今年足76岁。虽离岗甚久，且年逾古稀，但对我省修志事业依然心所系，情未了，因而不顾当众献丑，还是愿意就“修志为用”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题目就叫《三谈“修志为用” 》，以求教于同仁。

　　我第一次看到“修志为用”这个提法是在12年前，当时已离休2年。也就是1996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求真存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重要讲话。这16个字的题目，就把他对修志的目的作用的看法讲很清楚：修志就是用于资治，首先是服务当代，继而垂鉴后世。如何服务当代?他说：“修志为用，用志方法要改革”，“要指导社会用志，为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服务”，“要帮助政府决策，提供咨询”。

　　李铁映同志在这次讲话中还对“修志为用”与修志事业的生存关系提出看法。他说：“志书的作用，决定修志的地位和事业的发展”。

　　五年之后，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对“修志为用”问题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在邱哲宏同志的一篇论文中已经多处引述，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们不难发现，李铁映同志当时强调的“服务当代，垂鉴后世”，与十年后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指出，要“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条例》第十六条指出，“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这两条规定，应当可以理解为如李铁映同志所说的地方志必须服务于当代。

　　第一轮修志，就出书而言，可谓硕果累累，且不乏精品佳志；但从用志角度看，尤其在服务当代方面，却不尽人意。否则，当时身为中指组领导的李铁映同志也不会两次大声疾呼修志为用的问题。众多修志人士有鉴于此，担心长此下去修志事业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而改革创新的呼声日渐高涨，如何改革创新的文章不断见诸报刊。我阅读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如果从改革创新的着眼点这个角

　　度来分析，这些文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的着眼点是，改革创新是为了更好地存史。这也是修志为用，但这基本上只是发挥志书三大功能的的一个功能。另一类改革创新的着眼点正是李铁映同志所说的服务当代。如果能很好地服务当代，也就必然有助于志书发挥教化和存史的功能。也就是说，如果立足于服务当代进行改革创新，志书的三大功能便有可能很好地完整地发挥出来。报刊上前者的文章较多，后者的文章很少。

　　立足于存史的改革创新，与立足于服务当代的改革创新，在设计的指导思想上有两个方面显著不同，一是志书要不要为中心工作服务，二是志书要不要讲时效。这两者密切相关，要为中心工作服务，就必须讲时效；只有讲时效，才谈得上为中心工作服务。

　　着眼于服务当代思考改革创新的人认为，志书的资治功能首先应体现在当代，所以要紧贴中心工作，因为中心工作就是最重要的政事，必须及时出书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在当今迅速发展的世界，志书如果在当代起不了资政的作用，几十年几百年之后，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时侯志书还有没有资治的价值，恐怕今天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相反，志书如果能够很好地中心工作服务，很好地在当代发挥资政作用，可以想像，它将会更具有存史价值，对后世更有借鉴意义。

　　着眼于修志存史思考改革的人，并不否定志书的资治功能，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资治，不同的是他们认为那是为后世资治，是几十年几百年之后的事。因此，他们便忽视了为中心工作服务，也不用讲什么时效不时效。

　　立足于存史进行改革，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容易；立足于服务当代进行改革则难度较大，因为缺乏可供借鉴的经验，只能创新，既要突破某些条条框框，还要克服传统观念的种种障碍。这就要求有胆有识，既要勇于探索，又要周密策划，凡事谋定而动。

　　在张剑珍主任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在《福建史志》2006年第5期和2007年第1期上，先后发表题为《浅谈当代用志》、《再谈“修志为用”》两篇短文。很肤浅，多有谬误之处，之前就料到会引来质疑与非议。对此，我并不在意。我的初衷无非是想在志书如何服务当代这个重大问题上，在推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如能达到此目的，也就足矣。

　　在这两篇短文中，我强调了志书的时效问题，因为我认为志书如果失去时效，就根本谈不上服务当代。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当代，各类读者尤其是各级各部门的当政者，最急需的当然是最新的至少是较新的资料。如今信息渠道众多，不仅资料丰富、及时，而且获取十分便捷，世界各个角落的最新信息，上网一点击，几秒钟便可得知。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一些“十年磨一书，书记隔代事”的大部头志书，问世后遭到社会冷落便不足为奇了。即便是精品佳志，姗姗来迟之后的命运，很可能就像李铁映同志所说的，成了“修纂人员自我欣赏的东西”，像朱佳木同志所说的，“放在书库里睡大觉”。

　　如何解决志书的时效问题，方法可能有多种，我认为分册出书不妨作为可供选择的一种。

　　志书所记述的门类众多，从与中心工作关系密切程度、自身发展变化的快慢、对时效性的要求高低等方面看，各门类之间差异很大。必须承认这种差异，正视这种种差异。有些对时效性要求不高的门类，如建置、自然环境、人口、宗教、风俗、人物等等，变化少，与中心工作不很密切，十年二十年记一次是可以的；至于像方言之类，甚至一两百年记一次也无不可。但是有更多的门类，如经济部类、科教文部类、社会发展部类等，变化快，内容多，与中心工作关系密切，时效性强，如果能够两三年、三四年记一次，在服务当代方面就有可能收到更好的效果。也就是说，从有利于服务当代考虑，在志书所要记述的全部内容中，有的需要多修快出，有的则不需要。这是一对矛盾。如果解决？用只出一本大部头志书的办法，是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的；如果尝试分册出书，也许能够迎刃而解。

　　分册出书的做法可以这样设想：把一本大部头志书原本设置的的几十个“卷”，分门别类，归并为若干大“篇”，如把农业、林业、水利、乡镇企业等归为一类，或称“三农篇”，书名就叫《××市志‖三农篇》；把建置、自然环境、人口、宗教、风俗、方言等归为一类，或称“社会篇”，书名就叫《××市志‖社会篇》。在一轮修志周期内，发展变化甚少的，可以只出书一次，在篇名后括注上下年限，如《××市志．社会篇（2000～2010）》；发展变化快、内容多的，可以出书三、四次，如《××市志‖三农篇（2000～2003）》、《××市志‖三农篇（2004～2006）》、《××市志‖三农篇（2007～2010）》。一轮修志周期末了，把先后出版的三本“三农篇”串起来，也就是志书传统体例所要求的“纵不断线”；

　　再把分册出版的各大篇全部集合起来，也就是志书传统体例所要求的“横不缺项”、“全面系统”，只不过不是一本书，而是多本书。

　　第一轮出版的市志都是数百万字的巨著，如按上述设想把它分成十册上下，每册也有二、三十万字，篇幅不算少，但比起前者，使用起来要方便得多。分册出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各部门各界别的读者各取所需，这样，志书的发行量有可能会多些，也便于用醒目的标题和精炼的简介上网推介，志书的发行量，网上被点击的次数，都可能多一些，志书的影响也就有可能会广一些。

　　我把以上这些设想，试归纳成几句话，不知恰当与否。这几句话是：“正视差异，区别对待；该多则多，需快则快；紧贴中心，适时问世；分册出版，方便使用；篇名醒目，有利上网；纵不断线，横不缺项；不违体例，尝试创新”。

　　回过头来说，分册出书并非无例可循。第一轮修志，所有省志都是分册出版的。我省就分为共产党志、政府志、公安志、海关志、二轻工业志、交通志、建筑志等几十册，每册一般也就是三、四十万字，从第一册到最后一册出书，相距十多年，每年都有若干册出版。省志第二轮计划编修95部，估计出书的先后仍然会相距多年，照样每年都会有省志问世。省志可以分册出版，可以先后出书，市志不妨也这样试一试。

　　下面想尝试探讨一下志书传统的记实方法有无必要加以改进的问题。

　　志书是一种记实载体，它记述已经存在的真实事物。以往地方志基本上都是被动记实，亦即对现成的资料、第二手的资料，进行筛选、甄别、编纂，这样一来，成书之时必然大大滞后于现实。可否探索把单纯被动记实改为被动记实与主动记实相结合。从志书的时效性考虑，从有利于服务当代考虑，我认为有这个必要，也有可能。

　　所谓主动记实，就是运用前瞻性的眼光，及时捕捉新生事物，追踪试点，追踪萌芽，提前介入，力求在第一时间掌握新生事物的第一手资料。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今年实行改革，改革的要点是变“被动接受”为“主动策划”，以“订单作业”的形式积极向供稿部门组织稿件，收到很好的效果。这对我们地方志的修纂很有借鉴意义。志书内容可能大部分还只能被动接受，但也有一部分可以采取提前介入、主动约稿的做法，关键就在于能否及时发现新生事物。

　　举个例子：

　　目前我国在政治体制方面，上下两层正进行两项重大改革。在上层，试行大部委制，几个部合一。这跟地方志的编修没有什么关系。在下层，试行大村庄制，若干村合并，成立社区，让农村居民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公共服务，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发展。这个改革就跟我们地方志的编修很有关系，是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的记述内容。据媒体报导，全国已确定296个县（市、区）作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单位”，江苏、浙江、山东、湖南、四川等省先行试点。山东省莒南县，原来共有近1000个行政村，合并后减少了700多个村。目前全国只有不到300个县、市、区开始试点，这当然是萌芽性的新事物，我们地方志如能及时编修出书，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资政的作用。泉州有没有这类的新事物?如有，建议予以关注，先修快出。

　　泉州的发展，有许多方面在全省还是领先的。有些事物，从本地区看，也许并不算新鲜，可是对泉州以外的许多地方来说，可能还是很新鲜的。所以，不仅要从全区的视角来捕捉新生事物，还应从全省乃至全国的视角来捕捉。如果仅本地区的视角来观察，可能看到新事物会少一些，要是从全省、全国的视角来观察，可供主动记实的新事物可能就会多一些，因为泉州有不少东西是走在前头的。

　　比如，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需要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据《泉州晚报》消息，以建设部副长傅雯娟为组长的国务院农民工作联席会议督察组2006年12月7日至9日在泉州考察，肯定了泉州市开展农民工工作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依法维权等方面的成绩和经验。2007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也发表了题为《泉州170万农民工安居乐业》的报导。泉州的这方面经验，无疑值得全国各地借鉴。

　　又如，环境保护是我国面临的紧迫而又持久的重大任务，泉州市于2007年2月荣获“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肯定也有值得各地借鉴的好做法。

　　再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长时期的战略目标，石狮市于2007年:1月荣获首批“中国2006～2007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特色县”称号，当然也有可供借鉴的经验。

　　依本人浅见，上述这些，都是可供地方志主动记实的好题材，可以通过适当形式的志书先修快出，如果拖上三年五载再去被动记实，当代资政的作用便会大打折扣，未免可惜。

　　最后简单谈一谈有关完善修志队伍知识结构和开门修志的问题。

　　地方志记述的内容几乎涉及百科，想要编出精品佳志，离不开各方面的专业人才。记得十多年我在岗时，就多次看到中指组领导关于必须改善修志队伍知识结构的讲话，他们提出修志队伍要增添一些历史专业以外的人才，尤其是经济专业人才，因为在志书中经济部类分量最重。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是因为按原有体制专职人员进来容易出去很难，二是各级修志机构专职人员的职数有限，增加多方面专业人员的空间很小很小。怎么办?我想，能不能采取“借”的办法，将“闭门修志”改变为“开门修志”，把以往封闭式修志改革为开放式修志，从而把各部门各界别的相关专业人才借用过来，构成一支庞大的非专职修志队伍。为此，必须建立起一种能够广泛吸引各方人士参与修志的有效机制，让各部门各界别的相关专业人才，从信息提供、选题取材、篇目设置、资料搜集、志书编写乃至志稿审定等方面积极地参与进来。这样做，将不仅有助于改善修志队伍的知识结构，还对前面讲到的主动记实大有好处。相信借助于他们了解实时信息、掌握一手资料、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等诸多优势，就更有可能及时地编修出服务当代、被社会认可的精品佳志。泉州市在这方面已有良好基础，相信以后会做得更好，就不多讲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把上面讲的浓缩为五句话，就是：“分门别类，拆大为小；区别差异，有多有少；紧贴中心，先修快出；捕捉新生，主动记实；开门修志，集思广益”。这五句话追求的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希望我们辛辛苦苦修纂出来的志书能够很好地“服务当代，垂鉴后世”，为社会所认可。

　　我们常说有为才有位。为是因，位是果，没有为，就不好求位，也难以发展。“为”是什么?就修志事业而言，我认为就是要使志书能够很好地“服务当代，垂鉴后世”，为社会所认可。李铁映同志12年前关于“志书的作用，决定修志的地位和事业的发展”的讲话，为修志事业的健康发展指出了方向。朝着这个方面的道路该怎么走，则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开拓。我衷心祝愿并深深相信泉州修志界同仁一定会在这方面作出自已的贡献。

　　以上这些浅见，定有谬误之处，恳请诸位指教。

　　                                （陈肇胜  发言稿  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