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口述史学是跨学科的应用与发展，对地方志而言，加深了各学科之间的互动与整合，推动了地方志向纵深发展。各地在第二轮新方志编修中，不断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将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资料搜集工作中，推动地方志资料来源的多元与开放。从叙事方法来讲，口述史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历史编撰的方式，呈现出对历史记忆的综合和兼容的特性，进而推动了地方志在工作理念上的变化与创新。

关键词：口述史地方志发展趋向

人类历史都是通过口头传说和文字记述来传播的。在文字出现以前，人类早期活动的历史如中国上古时期的神话，就是通过口传记忆的方式来传承，这可以说是早期口述历史的一种自然形态。发展到20世纪初，美国记者威廉·英格利斯（WilliamInglis）对石油大王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D．Rockefeller）进行了系列访谈，成为人类有意识地采集、记录、整理有关历史记忆的开始。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创立，美国历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奖者阿兰·内文斯（AllanNevins）开始记录美国显要人物的回忆，首次大规模地在口述访谈中采用了录音机等现代设备，并有一套成熟规范的操作方式，开创了现代口述史的范式。［1］之后这种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研究历史的方式，逐渐为史学家所接受，至五六十年代成为西方史学界的主流。［2］与之前传统的口述访谈相比，口述史更具有自觉、规范、专业、开放的特点，它突破以往历史偏重于政治和上层的方式，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走进了史学领域，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编写历史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史学理念。［3］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口述史学理论的深入发展，口述史在中国大陆逐渐兴起，近年更得到空前发展。受此影响，方志界也在近几年开始从自觉运用口碑资料，逐渐向有意识地搜集口述资料发展。这些资料不仅应用于方志编纂中，而且在其他工作领域有所拓展，成为地方志事业发展的一个新趋向。

一、史学转向：口述史跨学科应用与发展

20世纪西方现代口述史学开始兴起与发展，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对过去的人和事件的叙述与描绘，通过口头传述流传，尤其20世纪50年代非洲的一些国家，口述文化仍居主导地位，因此非洲的史学家开始接受并加以研究，口述史和口头传述被评价为直接了解过去的手段。20世纪60年代以来，口述方法在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被越来越多地使用。［4］因为口述史相对于绝大多数的原始资料，可以自下而上地引入新的证据，使历史写作的范围变得广阔和丰富。因此，英国史学家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认为：“口述史特别适合于课题工作，它不仅可以成为群体，也可以成为单个学生的事业：不管是在学校、大学或学院，还是在成人教育或社区中心。口述史可以随时随地落实下去。在国内任何地方，口述史都可以成为地方研究的丰富的主题：如地方工业或手工业史、特定共同体中的社会关系、文化和方言、家庭的变迁、战争和罢工的影响，等等。”［5］口述史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历史研究重心的转向，开辟探索出新的研究领域。

与此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史学界出现了以文化史观著称的新史学潮流，与传统史学“大都局限于各种政治事件的记述，忽视其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联系”相比，新史学“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使用价值；主张历史研究范围的拓宽，研究对象的扩展；注重历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的关系；提倡综合的历史研究方法，主张运用多种新兴学科的方法对历史作全面、客观、综合的解释”［6］。新史学开辟了史学新的发展方向，迅速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强大史学潮流。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模式进行综合研究，构建了跨学科史学，从而形成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在此基础上产生，包括新经济史学派、新政治史学派和新社会史学派等几大分支，对人口、家庭、妇女、城市、少数民族等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社会科学史学由于采用计量方法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因此扩大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推动了史学的精确化和科学化。［7］

口述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几乎与新史学的发展历程同步，新史学所倡导的新概念、新方法“既是口述史学得以兴起的前提，也是口述史的宗旨”［8］，在方法论上倡导多学科合作，吸收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口述史料的采集需要新闻学的方法；采访对象的搜寻和确定需要社会学的方法；口述历史的写作需要文学的手法；口述历史的深入解读需要用到心理学理论；口述历史档案化与数字化需要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的知识；口述历史的传播要掌握现代媒体的操作方法；口述历史的著作权、隐私权和名誉权则涉及一些复杂的法律问题”［9］。同时，随着口述史在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发展，越来越被广泛应用于图书馆学、档案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教育学、艺术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领域，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近两三年以来，口述史在很多部门、很多领域都有所开展。

地方志是记述某一特定区域或范围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因其内容丰富被称之为“博物之书”［10］、“一方之全书”［11］。地方志所具有的地域性、全面性、资料性的特点，与口述史所倡导的跨学科、跨领域发展的趋势是相适应的。新时期地方志编纂需要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对区域社会的变化作深入详尽地记述，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社会阶层流动问题、乡村发展问题、城市化问题、经济转型升级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医疗改革问题等，均涉及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口述史对地方志而言，既加深了各学科的互动与整合，又推动了地方志向纵深发展。

二、公众参与：地方志资料搜集的多元与开放

口述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积累资料，强调突出个人记忆和生平讲述。适应新方志综合记述各地发展变化的需要，将口述史的理论方法应用到方志编纂中，对拓宽资料来源、提升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首轮修志的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编委会组织实施，政府部门和专家参与，通过编委会和政府发布资料征集的文件，并对资料种类、资料征集范围、征集方法进行详细说明。资料大多由各部门提供，由此保证了所征集资料的权威性。各地在修志过程中，会搜集许多散存于社会、民间的资料，以及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所藏资料，也有不同数量的口述资料、回忆录等。如1990年出版的江西省《石城县志》中“红军转战石城”“石城阻击战”“苏区地方武装斗争”“解放石城”等章节，均不同程度地用到了《石城人民革命史》中的口述资料。［12］但是各部门所提供的资料仍是修志的主要资料来源，因此，首轮志书实地调查、口述史的资料有所缺失。如“首轮志书中的土地改革、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大多利用文献档案资料编成，记载过于简略；若能采集利用口述史资料，增加老百姓视角的成分，会使内容丰满起来。许多县市中的风俗分志，记载大而化之，且多是旧时情况，如能充分利用口述史记载当地当代各项风俗的具体情况，会使内容丰富鲜活”［13］。首轮修志存在的入志资料缺失问题当然不止这些，由此说明当时由于理论方法以及认识的局限，致使首轮志书在全面系统反映社会变化方面存在某些缺憾。

第二轮修志基本承袭了首轮修志体制，资料征集仍大多依靠政府发文，由各部门提供。但二轮修志绝大部分是续修志书，内容的上下限大致为20世纪80年中期至21世纪初，正处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从开始到全面发展时期，随着政府机构改革以及职能的转变，一些隶属于政府部门的机构改制，民营经济崛起，首轮修志完全依赖政府部门提供资料的体制出现了“短板”，政府发文征集修志资料不能涵盖所有的行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行业经济、市场小商品经济等资料更易缺失。因此，“依靠政府部门提供资料的模式已不能满足二轮方志对资料的需求”，而且“部门资料带有明显的管理工作痕迹，不能全面反映改革开放的真实情况和发展进程”［14］。

为解决资料问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2007年11月28日印发《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强资料收集的力度，积极拓展资料收集的范围。应重视社会调查，注意搜集口述、音像等资料”［15］。在这一意见指导下，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开始普遍重视社会调查的使用，对一些难以由部门或单位提供的社会生活方面的资料，采取社会调查的形式，并附社会调查报告，或以整理相关资料撰写的专文入志，并着重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调查不是依靠图书、档案等死资料，而是以反映时代进程的历史动感以及地情全貌特点的社会化鲜活的典型资料，关注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发展，搜集的资料具有一定深度和典型意义，从而提升了志书的存史和使用价值，出版了一批如河北《井陉县志（1985—2000）》、上海《奉贤县续志》、浙江《萧山市志》等在社会调查方面运用比较好的志书。

地方志书编纂运用社会学社会调查的方法，弥补了资料搜集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足，但是社会调查的范围仍有所局限，有的志书存在调查采样或资料过于典型难以全面反映等问题，资料搜集仍面临巨大的挑战。近年出版的二轮志书开始逐渐关注并借鉴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通过采访亲历、亲见、亲闻者留下更真实、更生动的资料，从而弥补了档案文献资料的不足。如《海盐县志（1986—2005）》设步鑫生与海盐衬衫总厂改革编，对改革开放初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改革创新的记述；《广州市志·政府决策志》关于2003年“非典”期间越级发布疫情的记述、广州博彩赛马被叫停的内幕等；《义乌市志·市场》卷利用敲糖帮的口述史资料，记述了敲糖帮的渊源发展、敲糖帮向小商品市场转化的过程，以及各类小商品市场的发展。由于采用了口述史资料，大大丰富了地方志内容的记述。［16］

地方志资料搜集运用口述史资料目前仍属凤毛麟角，很不普遍，但与传统修志资料征集方法相比，已经有所突破，公众的参与促进了方志资料搜集的多元与开放，增强了历史内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口述史的运用为传统方志编纂带来了新的气象。

三、混合叙事：地方志编纂的记忆综合

口述史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历史编撰的方式，呈现出开放和兼容的特性，使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上层精英人物和英雄人物的记述，还包括社会底层的百姓、普通人的行为。口述史强调以记录由个人亲述的生活和经验为主，重视从个人的角度来体现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对于同样一段历史，小人物也会有自己独特的个人感受，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普通人对重大事件的记忆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认为应该记住的并不一致”［17］。那些来自领袖人物、精英人物以及平民百姓的人生故事，都可以发掘出许多以往被忽视的侧面，补充传统文字史料所遗忘之处。口述史的运用，往往在官方文献之外寻找普通大众个人、家族的资料，尽可能全面多视角呈现历史的真实。

中国口述历史台湾开展得最早，1955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廷以推动，访问清末和民国历史直接相关的人物，记录其经历作为史料保存，以备未来研究参考。然而早在1949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献堂就曾邀郭廷以到台湾通志馆编《台湾通志》，郭廷以工作一个月后因为语言不通而离职，而在当时林献堂于文献委员会出版的《文献》杂志的前言中，即将口述历史的访问记录列为省文献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这种用口述记录的方式收集台湾史料的努力一直持续到今日，［18］这说明台湾最早有口述历史访问记录的计划开始于台湾修志部门。台湾自清代以来已形成良好的修志传统，战后因致力于经济发展优先，对修志工作并未全力执行，而各县市文献委员会也旋设旋撤。20世纪9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尽力发展文化建设，修志成为风气，尤其是1997年基于提升台湾文化，扩大办理奖助乡镇志的纂修，甚至有意在各乡镇间推行“大家来写村史”计划，将方志编写的单位缩小为“村”。同时，行政主管部门推行社区营造计划，协助社群认同发展，于是口述历史就成为重建台湾社区史的重要方法。修方志或营造社区必须有采访，如方志以采访册作为雏形，然后依据多人的报道形成修志最好的素材。［19］台湾之所以将口述史作为修志取得资料的途径，就在于口述史可以弥补官方史料和证据资料的缺乏，除了体现官方意志的政治、经济史，而大众参与的文化史、社会史在传统资料上较难取得。因此，口述史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记载民众的思想、情感与历史。

地方志编修就是将官方档案文献记载与民间大众记忆进行整合，在同一部志书中，既有来自官方的记录，也有关于民间社会生活与文化活动等方面的记载，既有宏观叙述也有微观描述，通过这种混合的叙述方式，将不同的记忆予以综合。考量首轮新方志编修，虽然与传统修志相比，指导思想对英雄史观的局限有所突破，但在志书记述中仍然存在重精英轻大众的倾向，记述领导干部的活动过多，记述普通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鲜见。［20］第二轮修志着重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更应该采用口述历史方法，兼顾来自官方以及社会各方面不同的声音和诉求，把亲历者及普通大众的认知与官方记录进行比较，使方志纂修者不仅可以根据档案文献记载，或者政府部门提供的资料，看到官方的态度和意见，也可以通过口述史的渠道了解普通大众的意见和不同声音，从而使方志的记述更为全面客观、真实可信。

四、视角转换：地方志工作理念的创新

口述史应用于地方志编纂，为地方志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资料，突破了大多来自于各部门提供、来自于档案文献的制约，增加了很多当事人、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尤其是有关地方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描述，很难在档案文献中找到相关记录，口述史为还原历史全貌、反映不同声音具有重要的价值。［21］口述史引起地方志的重视，也是基于这方面的因素。如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曾出版了两辑《口述常州》，挖掘和介绍了常州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重大事件决策过程中不为人知的一些情况，以及普通生活缺少文字记录的地方，通过访谈的形式，将资料收集的触角延伸到各行各业，涉及社会各阶层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以期拓展地方志编修的范围和深度。

随着近年口述史学的发展，第二轮修志开始突破为口述资料入志的方法。如《萧山市志》将访谈录应用于志书编纂，不仅拓展了资料搜集的范围，将鲜活的口述资料整理入志，而且弥补了机构变更、部门撤并所带来的资料搜集难、连续性经济指标寻找难、遗失的资料追回难等问题。［23］然而《萧山市志》并未止步于访谈资料的应用，该志除大胆创设社会调查卷外，又创设口述历史专卷，作为新的入志形式进行探索。该卷的设立源于萧山籍领导干部个人史料的征集，除党政领导层面外，还扩大到经济界、社会界、文化界及其他界别，其中有将军、院士、部长、大使，也有战斗英雄、艺术家、企业家、烈士后代，还有普通干部、职工、农民、教师。除了在萧山本地采访、利用乡贤回萧山时进行采访以外，还赴北京、上海、宁波、金华、江西等地采访。2011年年底，共完成对110多名典型人物的采访。口述历史的内容包括历史事件、人物记忆、事业发展、成就印记、人生经历回忆、感悟、记忆萧山等。［24］从为修志积累资料，到设专卷主动采访，尝试探索修志的一种新模式，可是说是修志方法的一个转变。

与此同时，还有的地方志工作机构探索编纂出版影像志，不仅保留声音，还保留活的图像。如2010年广西出版了《广西建筑志》，之后陆续出版了《广西之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志》《广西名胜志》《广西节庆志》。2017年4月，江苏省周庄镇启动了中国首部影像镇志——《中国名镇（周庄）影像志》的编纂和拍摄工作，围绕“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这一主题，以口述历史、影像记录的形式，专访百余名见证、参与和服务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决策者、建设者及专家学者，把过去近40年中沉淀的历史智慧和遗存的平面图文资料，通过数字化的影像志立起来、动起来、响起来，将一个时代的发展轨迹，汇聚成一代人的公共记忆。［25］影像志不仅保留了传统方志的记忆形式，而且借鉴了口述史学理论方法以及口述史现代科技手段，是传统方志编纂的一大发展。

2016年11月，广州市口述历史研究会成立，这是广州首家以口述史研究为核心的研究会，也是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成立的第一个口述史研究会。从研究会成立的宗旨来看，主要是利用口述史的方法记录广州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力图寻找亲历者还原过去珍贵的历史记忆。口述历史研究会的工作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是策划专题，记录广州这座城市过去几十年的重大发展与变化，建立数字化的历史资料数据库；二是向社会传播广州发展史以及广州市民生活史，推广广州文化。2017年5月17日，广州市地方志新馆正式开馆，广州市地方志新馆展厅分为序厅、综合展区、专题展区、互动展区四大分区。序厅设计简约，前方为城市矩阵浮雕和多媒体互动展示屏，点缀以广州特色风物，其中互动展区包括“市民录音棚”“口述史采编室”“音像编辑室”“电子书查阅大厅”“拼图广州”“拼图珠三角”“电话学讲粤语”“现代书屋”等多种人机交互项目。［26］广州市口述历史研究会的成立以及广州市地方志新馆设立口述史采编室等，开创了地方志工作机构在口述史研究领域的新视角，将方志界口述史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总之，面对史学领域的变革，口述史研究在跨学科多领域的深入发展，地方志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迎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值得进一步思考并进行实践层面上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参见陈墨著：《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2］参见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3］参见薛鹤婵：《试述口述历史档案的价值》，《档案与建设》2007年第8期。

［4］参见［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0页。

［5］［英］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页。

［6］刘俐娜：《西方新史学与“五四”史学思潮》，《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7］参见郭宇春：《简论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年第12期。

［8］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导言”，第2页。

［9］杨祥银：《走向跨学科与跨领域的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2日，第1版。

［10］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66《河南志序》，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

［11］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8外集一《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国家图书馆藏民国25年（1936）刘翰怡编刊本。

［12］参见刘善泳：《口述史在地方志领域的地位与价值》，《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9期。

［13］王复兴：《首轮修志资料工作的成绩与不足》，《广西地方志》2011年第2期。

［14］王熹：《论口述历史资料与二轮方志纂修》，《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6期。

［15］《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2期。

［16］参见张英聘：《口述史与方志编纂》，《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17］［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

［18］参见蔡笃坚：《口述历史实践与台湾认同发展》，梁妃仪、洪德仁、蔡笃坚编著：《协助社群认同发展的口述历史实践——结合理论与实务的操作手册》，唐山出版社，2003年，第99—100页。

［19］参见许雪姬：《近年来台湾口述历史的发展及其检讨》，杨祥银主编：《口述史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5页。

［20］参见韩锴、颜越虎等：《从西方史学的转向看未来地方志的关注趋势》，《巴蜀史志》2012年第6期。

［21］参见姚力：《国史研究与地方志的编纂》，《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期。

［22］参见臧秀娟：《口述史对地方志编纂的影响》，《江苏地方志》2014年第4期。

［23］参见金雄波：《访谈录应用于地方志书的实践与体会——以〈萧山市志〉为例》，《广西地方志》2013年第4期。

［24］参见沈迪云、莫艳梅：《口述历史作为志书新形式的探索》，《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10期。

［25］参见《首部中国名镇影像纂志编在“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启动》，光明网（http：//difang．gmw．cn/js/2017－04/22/content＿

24272999．htm）。

［26］参见《广州市地方志馆新馆正式开馆》，《南方日报》2017年5月18日，第GC03版。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