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介南　任国瑞

提　要：家谱和地方志，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构筑中国历史与文化大厦的重要文献支撑。旧时由于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传统文化的覆盖是全方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部分家谱被焚毁或停修。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列入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要实现文化兴国的目标，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让基层百姓以最直接的方式接受传统文化的滋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举措，就是全面启动村志、社区志的编修，让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村和社区修志去取代旧时的家族修谱。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需要解决认识和思路问题。首先，要充分认识家谱编修的传统与家谱的功能意义；其次，要探求村志、社区志对家谱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途径；最后，要有村志、社区志编修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家族修谱　社区　行政村　现代转换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的作用及其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的深度认同和执着信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化发展繁荣的系列重要论述中，多次强调文化自信问题，并把对它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境界。他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中国有着悠久璀璨的历史，有着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为传承文明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地方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赋予我们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志文化的使命，为当代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特别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作出我们的贡献。

中国人重视历史，已经被写下的历史和将要被写下的历史都备受尊重。每个中国人都有“青史留名”的情结。国史、地方志、族谱给每一位中国人都提供了“青史留名”的机会。地方志经过新中国两轮修志实现了从旧志到新志的转换。但是家谱在新时代还没有找到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经过近百年的历史变迁，聚族而居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家族观念正逐渐淡化，但家庭还在。从旧时代的大家庭到现代的小家庭，家庭的本质没变，中国人重视家庭的观念没变。家庭由过去为家族的一分子，变成社区、行政村的一分子。社区、行政村以家庭为基础，构成了新型的、现代的邻里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远亲不如近邻”，同宗同族的关系不如社区邻里之间的关系。社区志、行政村志编修取代族谱，让普通人都有载入史册的机会。社区志、行政村志取代族谱，发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可以取代千百年的家谱继续发挥对普通中国人的影响力。

本文拟通过分析家谱编修的传统与家谱的功能意义，分析村志、社区志对家谱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途径，来探讨从家族修谱到社区、行政村修志的现代转换，以期探索出一条方志文化走近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路径。

一、家谱编修的传统与家谱的功能意义

家谱，是记述姓氏家族起源、迁徙、繁衍、发展的历史文献。它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和地方志、史书构成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三大文献系统。

（一）家谱编修的传统。家谱编修传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家谱编修，和中国的文明发生基本同时。这里无法叙尽5000年家谱编修的文化传统，只能择要简言其厓略。其一，源远流长。自母系氏族社会至商代是家谱的萌生期。它的标志是口传家谱和结绳家谱。《帝王世纪》《山海经》等典籍，记载了文字产生以前的家族世系。这些家谱，首先是通过世代口传心授流传下来的。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都保留了“世系事迹，口传相述”的习俗。商代出现了甲骨家谱和青铜家谱，有一片甲骨家谱记述了兒氏家族的十一代世系。［1］周代至汉代是家谱的诞生期。为了“奠世系，辨昭穆”，周朝和各诸侯国都设立专门史官负责所有贵族家谱的记载与管理。周代谱系著作的代表作是《世本》，标志着中国家谱的正式诞生。战国时爱国诗人屈原还曾担任过记述与管理楚国王族屈、景、昭三姓谱系的三闾大夫。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是家谱的发展期。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由官方为世家大族修谱。家谱成为选官、通婚、减免赋税的依据。

唐代是家谱的兴盛期。为了树立李氏关陇贵族的最高地位，改变过去衡量族姓的标准，从李世民开始三修姓氏谱，即太宗时的《氏族志》、高宗时的《姓氏录》、中宗时的《大唐姓族系录》。宋元是家谱的变革转型期。此时，官修公谱废绝，私修家谱兴盛。修谱宗旨大变，欧苏五世图法确立，内容更加丰富与完善，续修风气形成。明代是家谱的完善期。此时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统治者以孝治天下重视修谱，以朱熹三纲五常伦理思想为宗旨，并出现了规模较大的会通谱、统宗谱。清代至民国是家谱的普及期。此一时期的家谱，其数量和质量都远超前朝。受汉族影响，蒙古、回、满、朝鲜、彝、苗、畲、纳西等少数民族和海外有华人居住的地方也开始编修家谱。

近50年为家谱的复苏期。台湾首先修起了家谱，然后蔓延至海外华人居住地区。中国大陆民间修谱主要在1978年以后，尤其进入21世纪，民间修谱才活跃起来，并出现了一批特大型的会通谱和统宗谱。但迄今为止，我国政府相关管理机构对姓氏宗亲会组织仍不予批准，对家谱编修持不反对、不提倡的态度。

其二，众手成谱。修谱是一项文化系统工程。如以万历五年（1577）吕仕道纂《吕氏续修宗谱》为例，设有题辞、凡例、历代谱序、像赞、迁徙源流、祠墓寺图表、里居图、姓氏来源、世系、世德、规范、训典、文献、遗事、丘墓、祭田、家规、修谱衔名、修谱总论、后记、跋等门目内容。其间有凡例制定与篇目设计，有实地调查采访，有精细的世系图、祠堂、坟茔图的描绘，有大量的资料搜集与考订，有规范的编写，有严格的校对，有经费筹集与使用等。这绝不是一个或几个高人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众手成谱，它是实际需要，是规律总结，也是一种文化传统。从宋代至今，中国的家谱一直是百姓所修。百姓修的是家谱，建的是自己的精神家园。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民族，是一个有文化自觉的民族。

其三，体例不断完善。体例上由单一走向多样，由芜杂走向科学。唐及以前的家谱重在“叙本系，述始封”，而门目极少，宋及以后则门目大增。至宋代仅世系表的体式就至少有4种：欧式、苏式、宝塔式、牒记式。但到明代以后，逐渐走向科学，家谱体式有3种：一曰纲目体，一曰条目体，一曰混合体。其后混合体被广为采用。世系表图逐渐统一采用欧苏的五服小宗法。体例发展到今天，许多家谱在主体部分釆用了地方志的章节体，史、志、传、记、图、表、录多体具备，如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为史体，祠庙志、书院志为志体，人物小传、传记、行状为传体，大事记为记体，画像、祠堂、丘墓、居址图为图体，世系、世传表为表体，附录为录体。

此外，如内容上由简单走向丰富，其间的缺项与内容漏略、行文空洞等得以克服。记述范围从郡县拓至周边，直至走向世界。这是一种发展规律，它是由姓氏人口开枝散叶所决定的。家谱数量随时益增。时间越近则家谱越多，旧时海内外所藏中国家谱52401种，［2］它们来自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国外包括美国的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渥太华，日本的东京、京都、大阪，欧洲的法、英、德、荷、瑞典，以及韩国、越南、新加坡、澳大利亚等。

（二）家谱的功能意义。古时修谱的目的是“明世次，别亲疏”。表现形态为：同一个祖先的后代在一起生活，共同生产，共同分配，共同继承财产，共同祭祀祖先，对外共同复仇，死后葬在共同的墓地。周代建立了宗法制度，嫡长子继嗣，修谱便是为了“奠世系，辨昭穆”，以“辨昭穆”来维护嫡长子的统治地位。战国至秦汉，氏族世系之谱，重在血缘婚姻之别，地望贵贱之分，正所谓“三代之后，姓氏合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郑樵《通志·氏族略序》）。

魏晋南北朝时期修谱，则为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门阀制度服务。“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郑樵《通志·氏族略序》）。隋唐仍有谱局谱官，门阀士族依然存在。但唐代实行科举制度，士族已不能再以门阀取官，往昔选官、品人、联姻的官谱作用已不复存在。唐代虽然三修官谱，但其目的恰恰是要打破过去的门阀制度，树立皇家与科举取士者的地位。

宋代官方不修谱，但鼓励民间修谱。宋宁宗曾颁布《修谱圣谕》，劝天下青年安分自立不负先祖，“大家子孙百世之各能自立，庶几于厥祖也”，以致修谱蔚成风气。家谱“别选举、定婚姻、明贵贱”的社会政治功能也随之转化为“尊祖、敬宗、收族、教化”等伦理道德的教育功能。

明代修谱更加普遍，但其宗旨与宋代相若。明太祖有《乡谱诏》，号召天下立家训家规为“矩度”“溯芳规于祖考，彰懿行于前贤，敦厚本原，懋昭天理”。又颁《圣谕六条》云：“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3］李东阳曾为茶陵《唐氏族谱》作序云：“自圣人建极，因生赐姓，而世系所由始。自圣贤倡义，因姓类族，而谱牒所由作。”［4］王夫之曾为衡阳金坑《唐氏族谱》作序云：“窃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释其义，不独水木有然，而人亦莫不然。”［5］

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修谱，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内容之富，为历史之最。清代为了巩固统治，尊儒重礼，推行孝道，鼓励民间修谱。顺治帝颁有《乡谱诏》，康熙帝颁有《圣谕十六条》，其修谱作用亦与宋明同。曾国藩为衡山新桥四修《唐氏族谱》作序云：“谱不修，无以明原委异同、长幼亲疏之义，而数典忘祖之讥、渎宗紊伦之弊、悖逆之荫、戕贼之祸将迭起丛生。一族如是，积而一县一省一国如是，此大乱之道也。谱之关系何其重切哉。”［6］曾国藩将修谱对于维护国家稳定的作用，说得非常明白。这一功能，其实也是宋代以来朝廷最为重视的。

民国时期，民间大兴修谱之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国入侵。因此，这个时期一个鲜明的修谱功能意义，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功能。浏阳唐才常支修《唐氏族谱》序云：“自古国有国史，家有家乘，虽编纂各殊，其关于血统之盛衰、民族之存亡，用意一也。故中山先生谓国族之大团体必由家族宗族之小团体集合而成，是家族宗族为国族之集合体昭昭明矣。”［7］1942年宁乡《唐氏五修族谱·引》称：“家族为国族之基，谱牒为家族之系。……尤以迩年日寇侵华深入腹地，沩宁僻壤亦已成战区，是续修谱牒以团结家族之精神，巩固国族之基础。各族互相团结争回祖先故土，实属应时之举而刻不容缓，又为战时之所需要而迫切者也。”［8］

二、村志、社区志对家谱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一）家谱存在的基础已经有所弱化，社区、行政村已经替代传统的聚族而居。中国虽大，却由一个个最小的行政方域组成；中国人口虽多，却都为一个个最小的行政方域所承载。而这一个个最小的行政方域，就是农村的行政村和城市的社区。村志、社区志，是官修的正史。从光宗耀祖的角度看，它的层次比家谱更高。历史上的谱与志有许多相通之处，如反映社会历史的变迁，维护儒家正统的价值观，培养修齐治平的人生观，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和谐等。但它的服务对象则有鲜明区别，志服务于官员与朝廷，谱服务于百姓与民间。家谱连绵不断地编修与传承，与本姓族的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丁有直接关联，这就是家谱在民间不可替代的文化魅力。数十年来，百姓因家谱不存，家族观念淡薄，重新唤起民间对文化传承的激情，便是我们编纂村志与社区志的历史使命。

（二）社区志与行政村志的功能意义。村志与社区志虽然都是志书，但因其宗旨是传基层历史、彰地方特色、写百姓生活、为人民立传，所以单纯地套用三级志书的存史、育人、资政功能是不够的。必须要借鉴家谱的功能特点，取其精华融入地方志的功能。以历史的观点，站在百姓的角度，我们总结的家谱功能是存史启后、敬宗收族、爱国齐家、守礼明义、彰善化人。

存史是地方志和家谱共有的功能，理所当然地要融合传承。资政是地方志的核心功能，无论哪一级修志，都必须考虑为当政者服务，以便造福一方。但家谱编修是没有这一功能的。家谱的本质功能是敬宗收族。除了规范本族的昭穆秩序、祖宗祭祀，其主要目的是记述本族的姓氏源流、人口分布和人物家庭。编修村志与社区志具有鲜明的记述范围，原则上不能越境而书。因此，氏族向外迁徙后的人口与分布，只能略记或不记。一般而言，各姓氏对祖先的祭祀，也只能记入风俗。家谱的这一功能，可以部分融入村志与社区志。已出版村志与社区志的80％都设置了姓氏篇章，用以记载本域的姓氏源流、人口、迁入迁出、家谱的编修与保存等。爱国齐家的功能，在志书中应当而且可以整体融入。村民与居民都是国民。国民与集体保卫国家、建设国家、捐助公益，都是爱国行动。建设和谐家庭、文明家庭，都是齐家的内容。彰善化人，是地方志和家谱共有的文化功能。志书在人物与家庭篇章，应浓墨重彩地书写先进模范人物和文明、五好家庭。对个别恶人恶行，也应在记、录中予以记述，让百姓知荣知耻，树立和保持地方的良好风气。兴利除弊，是志中有而谱中无的重要功能，也是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

对家谱的传承与借鉴，首先要充分反映本土姓氏家族的变迁史，要将百姓的血缘认同融入乡土认同之中。其次，要像家谱一样坚持以人为本，以对人们生活的充分记述、对民生事物的深情表达，在百姓心中实现由对家族的心理依赖向对村与社区的心理依赖的转换。再次，要传承家谱中承先启后、守礼明义、彰善化人的文化传统，浓墨重彩地书写人物、家庭的内容，呈现各姓氏人物的历史功绩和当代作为，记述各姓氏美好家风的传承和文明家庭创建中的先进事迹，从而增强百姓的亲切感、荣誉感和认同感。

村志与社区志，是一个村一个社区的百科全书，它呈现完整的历史面貌，反映百业的因果兴衰，彰明地方的特色特产，凸显本土人物家风，描写真实的人民生活，展示独有的方言风俗等。一个修志班子，就是一个地情研究团队。村志、社区志记的都是村民和居民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事身边人，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和感染力。如某某为建校、修路捐款，某某见义勇为，某某扶贫济困，某某学雷锋经常做好事，某家小孩考取硕士博士，等等。每家每户都有书，网上都传到国外去了，这些都能激发村（居）民的荣誉感、羡慕感和思齐心。

在新编修的社区志和行政村志中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新风尚、新民俗、新家风的建设。我们今天编修社会主义村志与社区志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通过鲜活的人物与故事写入志书。如富强的价值观传承着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等文化基因，我们则记述百姓紧跟党和国家奋力奔小康的故事。文明的价值观传承着以德治国的文化基因，我们则记述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故事。诚信的价值观传承着言必信行必果的文化基因，志书可记述村民居民在经济活动中守诚信的故事。友善的价值观传承着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文化基因，我们则有大量的故事可以记述。读志用志，是润物无声的文化传承。

（三）传承连续编修、众手成谱的家谱文化传统。地方志和家谱，都有连续编修的历史传统。村志、社区志编修的全面启动，既标志着官修地方志的终极延伸与传统文化的民间覆盖；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方志对家谱的替代。因此，它必须肩负起传统文化两种文献文本的传承使命。在当代民富国强的盛世，村志与社区志的编修一经启动，便不可一蹴而就，必须连续不断地编下去。习近平同志在关于浙江《白沙村志》的谈话中就明确要求村志要连续编修。

众手成志、众手成谱，是地方志编修与家谱编修共同的文化传统。编志修谱都是大型文化工程。前者研究方域地情，后者研究姓氏源流，都有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在编修村志和社区志的过程中，除了需要大量的采访人员之外，还需要有一个从事编修的地情研究团队。我们从框架结构，就可以知道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如山西的《附城村志》［9］，除概述、大事记之外，共设12卷，即建置、地理、治所，发展里程，村政村务，产业，社会事业，村风民情，方言、谚语、民谣、故事，人物，艺文，文献辑存，警示录，驻镇单位。又如深圳市宝安区《涌头社区志》，该社区户籍人口仅1700多人，但社区志除综述、大事记之外，共设置10篇52章，涵盖了社区的自然、社区建设、政治、经济、军事治安、教育、体育卫生、文化、人物等方面。［10］它们虽然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但同时也是一个最小的社会。无论是出于规律的要求，还是工作的客观需要，都必须传承众手成谱的文化传统。因此，在续修《白沙村志》的问题上，当年习近平同志就要求“要调动一切力量”。

（四）对家谱体例、内容的借鉴与传承。家谱旧时的结构体式有纲目体、条目体、混合体3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大量采用地方志的章节体（篇章节目体）。现在已出版的村志、社区志基本上都用篇章节目体，目前还只看到河南巩义市的《白沙志》采用的是条目体。家谱世系表编制体式有4种，至明代以后则只流行欧式与苏式。这一体例，尚可在谱书中传承，但在村志与社区志中派不上用场。家谱的体裁，从民国到今天已逐步接近地方志的体裁，史、志、传、记、图、表、录多体具备。现在只有单姓修谱的谱书大部分还保留从右至左的竖排版式和装订风格。

家谱的记述内容在很多方面是值得借鉴的。一是本族人丁人人上谱（旧时女人不上谱），代代上谱，加强了文献文本与百姓之间的关联性和亲切感。村志与社区志记述的地域不大，人口不多，完全可以学习家谱的经验，以列表等形式做到人人入志。二是考订姓氏源流，记述祖宗功德，褒扬美好家风。志书可以将这些内容科学分类，分别在不同的篇章记述。实事求是地写好姓氏、写好祖德、写好家风，让百姓心灵深处的血缘文化情结与地缘文化情结有机地结合起来，自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力量。三是人物是家谱的核心内容，也是志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志书要借鉴家谱中人物传、人物行状的取材和写法，并增加表、录等体裁，通过故事和细节让人物鲜活起来。我们第一、二轮编修的三级志书，许多人物传读来苍白无力，也就缺乏感召力。村志与社区志中的人物，对百姓而言十分熟悉，就在身边。立起一个人物，就等于树起一面道德的旗帜。

（五）让优秀的居民、村民、模范家庭青史留名。每个中国人，都有“青史留名”的情结。“青史”是什么，就是国史、地方志和家谱。儒家的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心里。无论权力、地位、财富有何不同，留一个好口碑，留一个好名声，这是人们的共同追求。在民间的土地上，为百姓留名的是家谱。现在家谱没有了，但家庭还有，民间的好人、善人、贤人和能人还有。因此，我们要全面编修村志和社区志，让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有“青史留名”的机会，给每一个家庭一个展现优良家风的平台。现在我们的社区、行政村彰善引风气的青史阵地已无人坚守，如果社会主义的青史不去占领，其后果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根本属性是人民性。村志和社区志由于是最基层行政单位的志书，它所表现的人民性更具体、更全面、更直接。许多村志与社区志除设章节记述姓氏、人丁、家庭、人物外，还以一篇或数章重点记述人民生活（有的称居民、居民生活、民生或民情）。未对民生作专篇专章记述的不多，如湖南平江《西街社区志》、浙江《白沙村志》、广东潮州《金山街道志》、湖南湘潭《稠泉村志》等采用分散记述将人民生活融入多个篇章。总之，通过村志、社区志让优秀的村民、居民、模范家庭青史留名，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彰显地方志本质属性的需要。

三、村志、社区志编修的基本思路

村志与社区志作为地方志最基层的志种，作为对旧时代家谱的替代，以及它所承载的对于两种优秀传统文化——地方志和家谱的传承使命，村志、社区志的编修宗旨应当是传基层历史、彰地方特色、写百姓生活、为人民立传。村志、社区志与其他志书的主体功能是一致的。但由于它最接地气和最便利用志的特点，因此我们将其功能界定为：存史资政、兴利除弊、激励警示。

村志、社区志的结构模式，是表达志书编修宗旨和志书基本功能的关键所在。我们应当认真地探索和研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倡导的名镇村编修模式是：基本地情＋地方特色。这是一种创新和进步。但它的缺陷是丢掉了不可或缺的党政与百业类目。村志、社区志是最基层的地方志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里特别需要直接对接和直观反映。人民生活与人物家庭是村志、社区志的主要记述内容。另外，应加强地方特色的记述。村与社区一般都有其地方特色，如地理风光、文物古迹、区位功能、物产特产、非遗传承、民间文艺、奇异风俗等。故可将其基本结构模式设置为：基本地情＋地方特色＋党政百业＋人民生活＋人物家庭。人民生活篇和人物家庭篇是村志、社区志的主体，卷首和卷末是必不可少的。笔者以这个基本结构模式为志书设一个参考篇目，附录于下，供学界批评。

卷首：版权页、署名页、行政区划图、领导关怀照片、集体荣誉照片、上级表彰的先进或典型人物与家庭、地情与地方特色分类照片（图片）、题词页、序言、凡例、目录。

概述、大事记：概述、大事记类属基本地情编，但因其已成为当代地方志之专门体式，故依例前置于卷首。

基本地情篇：可设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建置沿革、治所域（村、社区）名（附下属单位）、姓氏人口（含姓氏源流、迁徙，人口统计与人口控制）、风光胜迹、经济社会等章。

地方特色篇：对一个或多个地方特色事物进行重点记述。凡一个特色事物者，则据其本体情况设章；凡多个特色事物者，则可以一个或多个特色事物立章。即就县、市及以上范围而言，无论山川物产、文物古迹、百业百工、饮食物件，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少我多、人小我大、人后我先之事物，便是村或社区的地方特色事物。

党政百业篇：可设党派群团、政权政务、主要产业（村志指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金融业、电信业等方面；城市社区志则为本社区之“城市功能”）、道路运输、公共经济、文教卫体科技等章。

人民生活篇：城市社区有城中村的农民，农村行政村大多有工业企业的工人，因此取名人民生活。本篇可设衣食住行用、收益消费、各业税费、教育医疗、文化娱乐、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方言谚语、新风美德（如拥军敬老、扶贫助学、公益捐款、见义勇为、学雷锋行动等）等章。不难看出，此篇将三级志书中社会部类的内容已全部融入其中。因为在社会组织的最基层单位，如果没有人民生活，社会也就不复存在。

人物家庭篇：可设人物（含人物传、人物简介、分专业类别之人物录）、家庭（以姓氏或方位为序设节，以户主姓名为目名，对本域家庭逐一记述。每目设家风家训、历史传承、家庭及成员荣誉、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简介等要素。这些要素有则记之，无则不记）两章。

卷末：附录（文献碑刻辑存，各学科著作简介，文学艺术作品选录，天灾、人祸、警示录，重要证据，驻本地单位）、征引及参考文献等。

参考文献：

［1］在中国甲骨文中，有一块甲骨记录着商代武丁时期兒氏家族11代14人的名字，可视为迄今可见最早的甲骨家谱。该片甲骨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

［2］参见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乡谱诏》《圣谕六条》均见《明太祖实录》卷255，洪武三十年（1397）九月辛亥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4］明正德《茶陵唐代族谱》，李东阳“序”，今藏湖南图书馆。

［5］清康熙《衡阳金坑唐氏族谱》，王船山（夫之）“序”，今藏湖南图书馆。

［6］清咸丰四修《衡山新桥唐代族谱》，曾国藩“序”，今藏湖南图书馆。

［7］清光绪十三年（1887）六修《长沙浏阳唐氏族谱》，黎宗曦“序”，今藏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8］宁乡《唐代五修族谱》，“引”，1942年印行，今藏湖南图书馆。

［9］参见附城村志编委会：《附城村志》，三秦出版社，2012年。

［10］参见涌头社区志编委会：《涌头社区志》，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