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汗吾　载于《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新方志事业》

　　一、初始史志均为资治、纪实之书

　　中国最早现阶级、国家和文字的时代是夏朝，但其史实现在知之不多。继夏而起的殷商已有史官，甲骨卜辞中即有卿史、御史之称。据考，商代史官与巫、祝、贞卜的职掌近似，包括司掌天时、历算、祭祀、占卜及瑞应再仪灾异之纪录，即总管天人之际的一切事物并予以纪录。如《吕氏春秋》载：“成汤之时有谷生于庭，至旦大合拱，史请卜其故。”商代的各方国也设有相应的官吏，对自己的现状予以纪录。这些纪录就是原始状态的志。

　　周时有五史之官(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周礼》)。《后汉书》载，“老子为守藏史，后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管归柱下。”周代很多书籍即称志、记、书或春秋。志者，如《吕氏春秋》中提到的“上志”、“志曰”，《左传》的“周志”、“郑志、“前志”、“军志”、“古者有志”、“史佚之志”。记者，如《吕氏春秋》中的“上古记”、“古记”、“故记”，《管子》的“记曰”、“春秋之记”。书者。如《尚书》，孔子修《春秋》“得百二十国宝书”。春秋者，如《墨子》中的“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孔子所纂鲁之《春秋》。

　　所以，最早记事之书与其说是史书，不如说是志书；或者说，最早史志不分，俱为资治、纪实之书。故汉代郑玄在注《周礼》“外史掌四方之志”时说“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俦杌》”；在注“小史掌邦国之志”时说“若《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称《郑书》之属也。”清代郑樵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通志总叙》)近代梁启超也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论方志》)

　　以上可视为后世方志的文字之源。同时，商周对地方的记载及其用之于现实还有许多掌地图之官。《周礼》载，小宰“听闾里以版图”，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商周两代史官及掌图之官等官职的设置，昭示了后世方志中地图和文字的联系。

　　二、史志分流与志书内容流变

　　秦汉一统天下，加强中央集权制，但史志体例并未定型。《隋书·经籍志》言：“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今考之，各地“计书”要上达太史，因为它是各地地情资料，“太史”掌管国家机要，其所在之地后汉称为“兰台”，即皇家档案馆、图书馆。而“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虽系推测之词，但秦汉时郡书、地志的存在是有据可查的。只是西汉武帝之时采董仲舒之言，举贤良文学，使太史令司马迁能私撰《史记》；《史记》后来既成国史正统，各国史书自不能再相提并论，方国、郡国之书也不能称“史”了。所以后世谓“在中央者，谓之史；在地方者，谓之志。”(李泰芬：《方志学》)“史者，一国之志；志者，地方之史。范围异、目的同也。”(《宣汉县志·凡例》)

　　郡书在东汉有较大发展。《隋书·经籍志》载：“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内容上，郡书较之过去的计书、地志增加了风俗及乡邦先贤耆旧节士德行。故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同时，《越绝书》已将人物、地理、都邑融人一体；稍后，《华阳国志》也汇史、地、人于一书。

　　方志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以郡书、地理、地志、图经、图志等不同体例的发展，北宋时在图经仍然盛行的状况下，已开始定型，其存名或有书可考者至少有22种。

　　值得指出的是，北宋方志在内容上仍限于地理、物产、风俗、职官、宦绩等。如以现存最古之正式方志--北宋宋敏求《长安志》为例，“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及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纤悉毕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南宋方志在数量上既有20O余种，在内容上已开始著录数量繁多的艺文史料了。究其原因，一是宋室南渡之后，相对于北方金、元争扰不休，偏安150余年，经济、文化得到相当发展；二是由于北方大片国土沦丧，爱国之士抗战规复之情炽烈，其中文人投笔从戎者有之，吟哦大量爱国诗文者有之，更有人直接从事于方志编纂。在这样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因素的影响下，方志录入大量艺文史料是不足为奇的。如范成大编纂的《吴郡志》，“卷四十九列杂咏一门。卷五十列杂志一门。”(《吴郡志·目录》)其卷十六虎丘，除载虎丘之得名、方位、山势、水源、掌故、古迹及历代传说外，还集录了皮日休、陆龟蒙、自居易、刘禹锡、李德裕、范仲淹、苏轼等人的虎丘题咏。

　　文人修志，多收艺文，固然有为志书增色者，然亦有人只是意在“驰骋文采”(明董复亨《章丘县志》)、以“艺文为工”、“张皇形胜，藻饰艺文，徒以备方册之玩。”(明陈洪漠《常德府志》顾华玉序)

　　在内容上，以文害意者不乏其人。如韩邦靖《朝邑志》行文优美，但仅6000余字，内容单薄、空洞。康海《武功县志》文词尔雅，斟酌考究，但于实际资料挂一漏万。在篇幅上，本末倒置者更大有人在。如颜木《随志》仅2卷，上卷编年纪事，下卷全录诗文。何纪《衡山县志》共6卷，却以2卷收录诗文，且所收皆御制诏诰之文及历代名臣巨卿题咏，几占全书之半。杨慎等纂《四川总志》180卷，前16卷记沿革、疆域、城池、财赋、水利、人物，以后全载艺文，竟占全书八成。苟汝安《灵宝县志》2卷，词翰亦占其半。故清初纪昀说：“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列传侔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其间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者，抑又甚焉。”(《四库全书总目》)谢启昆也说，明代人“不知艺文体裁，猥以诗文充之，卷帙繁芜，殊乖雅正。”(《广西通志·叙例》)章学诚言“明代文人见解，又误作应酬文墨”(《章学诚遗书》)，真是一语中的。

　　更有甚者，明代以至清朝、民国，撰修方志竟成为地方官或其中赋闲者附庸风雅之举措，殊为可悲之极。

　　三、余思

　　清代出现了康、雍、乾和同、光、宣两次修志高潮，也是方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在乾嘉年间，戴震、钱大昕、洪亮吉、章学诚等—批著名方志学家百家争鸣，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基本完成了方志学理沦之集大成，成为中国方志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理论的成熟固然可喜，因为它可以更好地指导实践。但也有杞忧。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毛泽东：《实践论》)，但理论作为对实践的抽像，有时可以作为独立形态而存在，就像书法作品已脱离实际书写需要而成为一种艺术形式、时装表演已脱离实际穿著需要而成为—种表演形式而存在。如果将某些方志理论进行纯逻辑的推理、演绎，甚至将其绝对化，其“为实践服务”则可能产生有害的作用。旧时修志之人，自以为颇得要领，每有迁就体例或以文取胜而损害内容者，实当引以为训。

　　《大元大—统志·序》云：“是书之行，非以资口耳博闻也。”章学诚更说得明确：“方志非示美观，将求其实用也。”(《章学诚遗书》）这些警语当今读来犹觉亲切。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新方志如何适应新时代的社会需要，如何确立纂修的目的与功用，如何进行自身的改革和创新，“温故而知新”总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