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

    编者按：编纂《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应该是中国地方志发展史的一方里程碑，其历程艰难曲折。《南方周末》6月4日刊发叶伟民《震史曲折》的专题采访报道发人深省。这里略作梳理，专版摘刊，以飨读者。

    ●如何不被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名利纷争所左右，如何避免把地震志书写成领导功劳簿？如何甄别选择性记忆？

    ●对于英雄群体和先进典型人物，如何规避“生不立传”的修史祖训？

    ●对于范跑跑、“背妻男”吴加芳、救人小英雄林浩等地震中有争议的人物，如何不受外界的好恶褒贬干扰？

    ●如何书写地震预报、应急体系、基层重建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它们与当下的宣传基调相左，却又是真实存在？

    ●面对经济浪潮的巨大冲激，方志事业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与困窘，欣逢科学发展的时代呼唤，“现代史官”需要深刻的反省与“创新”的胆魄……

“秉 笔 直 书”

——一个若即若离的理想世界

    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史官文化中，“秉笔直书”一直是一种追求，但“官书官修，零禁区是不太可能的。”即使在政治较开明的当下也是。

碰壁《大事记》

　　“及时存史”已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共识。地震发生后，四川省政府安排省志办的史志工作者陶利辉与吉正芬全程跟踪指挥部工作，记录要务。这些记录最后将归集出版《四川5·12抗震救灾指挥部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旨在记下历史，给后人一个交代。

　　“成都军区第一道命令的真实内容是怎样的？”“省领导地震当天具体几时几分到达都江堰？”“北川灭城的消息如何被带出来的？”“敬礼小孩真的在敬礼吗？”“范跑跑该不该记下一笔？”……这些在外人看来如“X档案”的内容，在参与的史官眼中却是严肃的学术问题。“越精确越好，我们拒绝诸如‘第一时间’、‘高度重视’这样的模糊说法。”陶利辉如是说，如是做。

　　有一次，某部门在一份工作汇报中把地震发生时在外出差的领导写成亲临现场指挥，发现问题后，“史官”们与之协商修正，对方不以为然，认为“很正常”；而一位领导在整理好的纪要里没看到关于自己的内容，便打电话来批评……

　　正因为这些暗藏的局外因素，编纂小组对“大事记”内容的考据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他们曾经为确认一个数字而翻阅20万字的材料；为确认一个时间而打10多个电话；甚至为了核实一位省领导的具体行程，而向另一位省领导当面求证。

　　除外，他们还要查阅大量的非官方资料，如志愿者的日记和民间口述等，以弥补媒体和政府的视角盲区。“我们希望能全画幅描写灾区社会图景，并强调人民的自觉性。”

　　但在《大事记》最后成稿时，观点分歧还是出现了。编者坚持认为入选条目要反映整体救灾进程，而不要单纯写成指挥部成员活动一览表，更不是领导行踪录。

　　初稿上交后，一万二千多条条目的篇幅被砍去了四分之三……

志书？功劳簿？

　　在指挥部工作的日子里，编撰人员经常工作到凌晨，有的干脆洗漱也留在单位。但这些都是小事情，他们不断遭遇着一些难以排解的焦虑——协作单位给他们提供的资料越来越像光荣榜和领导功劳簿。而地震引发民间出书潮，那些充斥市场的各色报告文学或回忆录，对史志来说几无帮助……

　　2009年5月19日，史志工作者吉正芬应邀“舌战”某行业部门的18名代表，主题是：什么是合格的史料和志书体例。对方提供的一份材料自诩感觉不错，而在吉正芬看来，只是一份由科普知识、业绩汇报、领导讲话和企业广告糅杂起来的宣传材料。

　　“修志讲究平铺直叙，只需说事，不需议论。”但在中国当下已成惯例的官方语态下，这个愿望绝非简单。“你必须守住你修史入志的原则底线，然后不断去说服对方。”吉正芬说，“这需要异乎寻常的耐心。”

“五大原则”遭遇挑战

　　在史志学界，“五原则”的祖训已经延续千年：存真求实，详今明古，生不立传，述而不论，横分纵述。而此次国家志的编纂在史实沉淀、人物臧否和表现形式上都遇到新的挑战。

　　例如对于英雄群体和先进典型人物这一环节，就在某种意义上与“生不立传”相违背。古人认为，“盖棺”才能“定论”，在世的人仍在不断变化中，难以作出准确的评价，而且修志者容易被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名利纷争所左右。

　　陶利辉就认为，“需要有新的延伸和理解，例如可以入志不立传，只介绍这个人在地震中具体做了什么而不涉其他，还可以把人物列入表格，只进行简单介绍。”

　　而如范跑跑、“背妻男”吴加芳、救人小英雄林浩等地震中有争议的人物，陶则表示要启动独立的追踪调查程序，不能过分受外界的好恶褒贬干扰。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秦安禄说，“实事求是是我们不变的法宝。”但矛盾还是无法避免的。随着灾后重建的开展，很多东西都在快速消失；其次就是资料的真实性问题。

折中的办法

　　总有些人把志书当成功劳簿，或者采取选择性记忆，这都需要史志工作者做大量的核实工作。

      经过3天漫长的谈判，吉正芬与某一部门达成共识：在提供基本数据情况和阶段性的重大事件基础上，可以有选择地报本系统的突出业绩。

　　陶利辉通过对比震前震后灾区一些经济数据，发现地震对四川经济命脉的重创远比对外宣传的要严重，几乎到了影响重建信心的程度。然而写？还是不写？这种哈姆雷特式的选择常常让他困惑……

　　同样，校舍质量、地震预报、应急体系、基层重建中的某些环节等都存在类似的书写难题。它们与当下的宣传基调相左，却又是真实存在。

　　“一个相对折中的办法就是求助图片和表格。”陶说，“例如校舍质量，可以整理出个倒塌学校情况一览表，包括损毁情况、人员伤亡等，也可以把这些学校的照片都集中在一起展示，看图说话，看数据说话，也表达清楚了事实。”

启动庞大的修志工程

      一场规模浩瀚的国家修志工程正在中国首都北京和西部数省市悄然进行……

      目标 未来3年里，从中央到地方共一百多个部门将通力合作，把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修编入志。这部预定为1100万字的官方地震志，被外界寄望为“一份对历史和后人的答卷”；这项修志工程不啻为新中国方志发展史的创举。

　　源起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来袭，在客厅一张桌子底下度过那黑色3分钟后，前四川乐山志办（全称乐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编审王水开始痛恨时光飞逝——他已经75岁了，衰老和顽疾阻止他冲往前线。“我还能做些什么”这个问题纠缠着王水，直到那份积养了20多年的职业敏感强烈起来——“这将是个值得记载的不同寻常的时刻。”

　　接下来的事实验证着这个判断。汶川地震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影响世界的大事件，也进一步激发了王水的职业使命感。他分析了震后初期的信息传播形式，发现现代化手段虽然让信息更海量和多元，但欠缺也很明显——“它们都是零散的历史片段或截面，经不起时间的推敲。”

　　酝酿了数个晚上后，王水决定上书中央，建言地震灾害及救灾工作入志。“只有志书才是记录事件最系统与最全面的形式与载体。”　

    立项两个星期后，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找到了王水，请他进一步阐明设想……

　　王水的意见引起中央的重视，先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对编纂地震史志进行讨论和研究，再是四川、广东、江西、北京志办专家受邀赴京，共同起草建议方案。在得到有关中央领导的批示后，10月下旬，国务院批准地震志编纂计划。

　　一项庞大的修志工程就此启动，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由国家层面组织编修的大型志书。对中国史志界来说，这是一个久违的时刻。

聚光灯下的史官

　　作为汶川大地震的主要发生地，四川省承担了这次国家《抗震救灾志》的主要资料搜集任务，亦为今后续编四川志积极筹备。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现代“史官”们因为地震以及灾后存史、教化、资政等的需要，被推向聚光灯下。

　　地震改变了他们既有的一些工作方式，开始直面第一手真相。地震后第一时间，都江堰志办调研员续新华乘坐军方直升机抵达汶川，搜集了第一手的震中素材。在后来近半个月时间里，他和同事又拍了数十个小时的视频资料和上万张照片，并及时汇总都江堰市历朝历代遭遇的地质灾害，提供政府决策。“这些都是历史，这才是真正的史官。”他们的工作赢得了尊重。

　　2008年11月，国家修纂《抗震救灾志》的通知下达四川省。于各级史志机构来说，参与“国字号”史册，是一种号召，更是一种吸引；而面对这场多部门协作的修志战役“史官”们必须学习适应新的法则，调和各方利益和需求。

前行的方向——让志书走出文献馆

      按时间表计划，国家志已进入分卷资料收集阶段，并将在6月召开篇目研讨会。核心阶段的临近让人们忙碌起来，从国家到灾区基层，史志机构迎来前所未有的高效。参与其中的人们都在思考着，有些人由此想到了更加远的未来……

　　他们要做的，是试图改造这项看似老气横秋的事业；他们呼吁，让志书走出文献馆，不再曲高和寡。

　　 “中国的方志是一种地情信息资源，应该开发成产品和产业。”陶利辉说。他的观点被最近一本热销书《格老子四川人》所佐证。这本剖析四川人文化性格和精神气质的小册子，基本内容完全参照方志资料，只是换了语言和包装，竟大获成功。“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市场思维，聘请写手，项目分包都行，要把志书开发成百姓喜爱的文化产品。”一位方志专家说。

　　陶利辉则开始考虑他下一阶段的研究方向——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地方志进行阐述分析。前者是西方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后者则是中国延续千年的历史传统，陶认为这两者的结合不是一种学术时髦，而是未来必然的方向。

　　“建设方志馆”，“开发地情资源”，“注重对个体生命的历史收集和研究”……新的呼声不断涌现！

　　史志学界的春天还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