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昭秀，1913年9月出生于浮桥陈家，因家境贫困被卖到晋江李家。他早年参加革命，十六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初，学校放寒假，他跟随地下党员王鹏到了惠安城关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不久任惠安县团委书记 。

  第二年夏天，李昭秀到山腰互厝（现河池村），担任互厝地下党支部负责人。他化名陈秀，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在山腰、郭厝、坝头、涂坑、打银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他在惠安坚持地下工作三年，又回到晋江池店村。当时晋南地区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摧残，到处一片白色恐怖，但他仍然坚持革命工作，经常带领群众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发动内战、媚敌的罪行。

  由于晋南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摧残，他辗转到新加坡，后来和粘文华等革命者接上关系，满腔热情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活动。不久，李昭秀被选为救国会秘书长，为主起草了《救国会章程》。救国会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印发传单。他经常撰写文章，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表从巴黎转来的有关中共的抗日新闻、声明等，定期出版《文化丛报》。

  在任“新加坡华侨益友俱乐部”副司理期间，李昭秀组织华侨唱抗日歌曲、演抗日短剧、发行进步图书；利用晚上时间举行座谈会，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通过俱乐部这个组织，培养了一批抗日救国活动的骨干分子。

由于叛徒出卖，李昭秀被捕入狱。在被监禁的六个月里，他多次毅然拒绝了英殖民当局的金钱诱惑，发动难友们进行绝食斗争，抗议英殖民当局的无理关押，并举行纪念日活动，激励难友们的斗志。

  1940年，李昭秀被新加坡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后，就携带妻儿回到家乡。

李昭秀回国接上党组织关系后，仍然继续参加革命。他曾到磁灶前尾小学任教，并在割州、潭头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1944年9月20日，由于叛徒出卖，李昭秀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同年冬天，他被秘密押解到大田、永安交界的十八格活埋，牺牲时年仅31岁。

                                                     ——吴灿双撰稿

  李昭秀早年参加革命，16岁入党，1931年任惠安县团委书记。1935年晋南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摧残时，祖国呆不下去，碾转新加坡，后与革命者粘文华等接上关系，积极参加抗日，任“新加坡华侨各界救国联合总会”秘书长，党组成员。1937年在陈嘉庚任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中负责日常事务，同时在华人人力车工会任组织部长，参加大罢工。1940年回归祖国继续参加革命，1944年冬被捕，壮烈物牲，年仅31岁。

   李昭秀，又名李秀、李微光、李守诚、化名陈秀。1913年9月18日（农历癸丑年八月十八日）出生于泉州市郊浮桥陈家，在襁褓中卖到晋江县池店村李家。幼年时，养父因病去世，留下养母和他两人，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李昭秀10岁时，母亲克服种种困难，让他上家乡的南熏小学读书，殷切地盼望着他将来有所作为，以改变家庭穷困的处境。穷家孩子早成熟，贫苦的家境使昭秀懂得，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因而刻苦学习，成绩优异。这时的昭秀，虽然还是孩子，可已经感受到不少人世间的冷暖，眼见富人不干活、却吃好穿好；而善良的母亲从早到晚终年忙忙碌碌,母子却得不到温饱，还要受尽欺凌压迫，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深深地刺痛他那幼小的心灵，使他形成了爱打抱不平，助人为乐的性格。在学校里，他抑强横、助弱小，在家里,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起早摸黑拾柴、拾粪、刈草及帮助母亲干农活。成了母亲的好帮手。

  1928年，南熏小学先后来了共产党员王时光、王鹏两位老师，李昭秀在与他们变往接触中，深受革命熏陶，懂得许多革命道理。昭秀小学毕业后，留在母校当炊事员，在这段期间，他在王鹏老师的领导下，秘密组织学生写标语、贴传单，同时又对他们宣传简单易懂的革命道理。

   1929年秋，他由王鹏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王鹏、王时光写了8 篇宣传稿，布置给年纪较大的学生熟读，再由李昭秀组织他们分头到邻近村落及本村各角落朗读、宣传。他们每到一处，还散发传单、涂写标语，内容有“打倒贪官污吏”、“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等。

  1931年初，寒假开始后，李昭秀跟随王鹏到惠安。从此，李昭秀就在苏白厘等惠安县委的领导下，在城关、惠安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对土豪劣绅投寄警告信，甚至把传单和警告信散发到伪惠安县政府里去。不久，县委派李昭秀和庄毓英去惠东开展工作，这时昭秀已经担任县团委书记。他们以西山村醒民小学为据点，以小教身份为掩护，举办夜校，培养积极分子，发展革命群众组织。接着又组织武装队伍，烧桥梁、砍电杆、破坏敌人交通电讯。

  1931年夏，李昭秀奉命到惠北活动，他与老李（苏百厘）、陈鹏（唐言福）等人，以普安村占双喜的打银店为交通站，在惠北一带恢复和发展了党团支部、儿童团、妇女会等组织和革命据点。

当时，国民党军阀陈国辉统治惠安，强征各种苛捐杂税，惠安县委决定发动大抗捐斗争，按照县委的布置、李昭秀到十八乡（即上九乡、下九乡）活动，争取普安、三朱、坝头、前黄等乡的许多族长、房长以及“扁担会”、“父母会”的首领，加入到抗捐斗争的行列。随后，接受县委分配，在十八乡组织农民赤卫队。

  1932年 3 月 14日（农历 2 月 8日），苏白厘、唐言福、李昭秀召集惠北各乡的农民赤卫队和“扁担会”、“父母会”的武装力量以及革命群众共3000多人，攻进了敌“坝头田亩捐办事处”，继叉包围了朝林，敌军兵力增援至1000多人，双方激战三天。后来，敌人乘我夜间不备，狼狈逃遁。这场战斗，大大打击了陈国辉匪军的嚣张气焰，战斗中，李昭秀协助苏白厘、唐言福指挥作战，率领十八乡的党团员，农民赤卫队、“扁担会”、“父母会”武装力量及广大群众英勇奋战。

  这场抗捐斗争，坚持了3 个月左右。这期间，成立了中共惠安特别支部，李昭秀任特支委员。在这峥嵘岁月里，昭秀身穿土织粗布衣，脚穿草鞋，忍肌挨饿，四处奔波活动。他经常夜宿刘山、刈兰的石坪下，下雨天则睡在草堆或牛棚里，有时情况急紧，一夜之间迁移数处。长期的艰苦生活，使他患了胃病，经常发作，甚至出血，但他仍然坚持工作，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因而深得惠安人民的爱戴和拥护，群众都亲切地叫他“阿秀”。在这期间，他时常到山腰陈庄向厦门中心市委派到惠安巡视的特派员蔡协民汇报和请示工作。蔡协民也多次到普安革命基点向李昭秀了解情况，作出指示，每当蔡协民到普安村时，李昭秀总是十分注意派人警卫，保护他的安全。1932年夏，李昭秀到山腰瓦厝（现河池村），任瓦厝地下党支部负责人，他化名陈秀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山腰、郭厝、坝头、涂坑、打银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同时，他还经常到惠安西山一带活动，与曹海一起恢复和发展惠东的党组织。他们在醒民小学建立党支部，还将醒民小学校友和附近一带青年农民二、三十人组织起来，命名为“互助社”，由醒民小学校长施性农当社长。互助社的成员三人为一组，经常夜间出动，贴标语、散传单、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刈电线、烧桥梁、破坏敌人的交通电讯。

  此外，李昭秀也经常到土坑、许安、大路、峰尾、许县等许多乡村活动，发展革命力量。后来，因工作需要，李昭秀经常到莆田、仙游工作，到厦门向市委汇报，并去闽西适中参加土改。

  1935年冬，惠安县委遭受敌人严重破坏，李昭秀与上级失去联系，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离开他战斗四年整的惠安。

  1935年冬，李昭秀回到晋江池店村，当时晋南地区革命力量同样遭受严重摧残，到处一片白色恐怖，但李昭秀仍然坚持斗争，他组织了一批基本群众，开展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发动内战、媚日卖国的罪行。池店村国民党侦探林郎，经常暗中侦查李昭秀及其周钢群众的活动，昭秀等人将林郎引到陈埭铁砖桥枪杀未遂。李昭秀、李红毛因此被捕入狱。在多次审讯中，他们都坚持说是因赌博闹事、积怨成仇而误伤，林郎也不能说出昭秀他们搞地下活动的具体证据。结果昭秀被判监禁七八个月后，反动政府采取阴险毒辣的手段，一面令家属将昭秀保释出狱，一面派人跟踪、监视，企图查出实证，将池店村的革命力量全部消灭。在这种情况下，李昭秀毅然南渡新加坡。

  李昭秀在新加坡不久，就与革命者粘文华接上关系，后来加入了马来西亚共产党。李昭秀与粘文华、吴烟腾等人;在旅居新加坡的华人中，介绍祖国形势、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发起成立“新加坡华侨各界救国联合总会”（简称“救国会”，后改名“新加坡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

  1937年春节，救国会正式成立，李昭秀被选为该会秘书长，他文笔好，救国会章程就是他为主起草的。救国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印发传单，定期出版《文化丛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表从巴黎转来的中共抗日新闻、声明、主张，印刷室设在粘文华住处，后来转移到李昭秀住处，他经常撰写文章，并参加印刷工作，救国会还利用节日，组织群众集会，要求当局对日宣战，并发动侨胞及其他会员抵制日货，开展募捐，将筹集的款项，通过香港大英银行寄到延安。为了加强对救国会的领导，马来西亚共产党在救国会内成立了党组，李昭秀当选为党组成员。接着，李昭秀又任“新加坡华侨益友俱乐部”副司理,组织华侨唱抗日歌曲、演剧、买进步图书，晚上举行座谈会，宣传抗日救国，通过这个公开的合法的组织，培养了抗日救国活动的骨干分子。1937年新加坡华侨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先生任主席，李昭秀应邀参加了筹赈会的日常事务。

  是年6月间，李昭秀在新加坡中华总领事署礼堂，与吴淑金举行婚礼。婚后第2 天，他继续外出开展抗日筹赈工作，发动侨胞捐献，支援祖国的抗日救国事业，并带头献出了妻子的金戒指和首饰等。他忠心爱国、言行一致的高尚品德，深得华侨们的称赞和器重。在这期间，李昭秀还参加组织了新加坡华人人力车工会，并任该会的组织部长。

  1939年他参与领导新加坡人力车、电力车工人大罢工，仅人力车工人参加罢工的就有7000多人，持续40多天。在罢工中，李昭秀不顾个人安危，站在罢工队伍的最前列，曾经在一日之间被捕两次，但他仍然坚持斗争。

  1939年6月间，由于叛徒出卖，李昭秀再次被捕入狱。在被监禁的六个月里，他多次断然拒绝了英殖民当局的金钱诱惑，参与发动难友们进行绝食斗争，抗议英殖民当局的无理关押，有时还举行纪念日活动，激励难友们的斗志。

  1940年初，李昭秀与陈乔等人一同被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他带着妻子吴淑金和小女李梅回家乡池店村。途中，小女夭亡，这些挫折并没有使李昭秀意志消沉。他到家的第 3天就到以前有些联系的革命群众庄芬投、李昭玉处了解情况，并同他们到安海、刈州等地寻找党的关系，但因人地生疏，一时没找到组织。1940年 3 月间，他联络陈乔，到惠安找林春发（惠安人，早于李、陈二人被英当局驱逐出新丽坡）一起到惠安三朱、江口、山腰、坝头、瓦厝等地找组织，但没能接上关系。四月间，他们三人又到莆田各地寻我党组织，仍然联系不上。李昭秀长年忘我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原来患胃病和肺病，身体十分虚弱，连日来为寻找组织又四处奔波，过分劳累，以致肺病严重发作，大量吐血，病倒在莆田，只得暂住陈乔家里医治。病情稍为好转后，他马上返回晋江，终于在1941年和中共泉州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回到了党的怀抱。

  李昭秀接上组织关系后，曾到磁灶前尾小学任教，并在刈州、潭头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后奉命回家乡池店村发展力量，很快就培养了一批骨干。李昭秀等人反复研究，决定通过合法斗争夺取村政权和学校的领导权，使它成为革命活动的据点。

  1943年元月，大家分头活动，一方面由李昭秀、李昭长、李焕来出面联名向县政府控告小学校长植党营私、要求撤办；一方面布置地下基本群众拉选票。结果，原校长被调离、林子栋当选为联保主任、昭秀、私淑当选为保民代表。但是，到乡民代表会开会日期，原来的代表李孝荣、李昭统却持县府发给的代表证书出席会议，而新当选的李昭秀、李私淑却无法参加会议。过了几天，县里又任命王洪涛、李昭川接任小学正、副校长。李昭秀的夺权计划虽未能实现，但通过这一斗争，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强奸民意、欺骗群众的丑恶面目。

  李昭川接任小学副校长以后，便与当地反动分子勾结起来，充当旧思想势力的马前卒，给革命势力的活动造成了严重障碍。因此，李昭秀组织了一些年纪较大的贫苦学生，在学校、小街、巷头巷尾以及李昭川家的墙壁上涂写了革命口号和“打倒李昭川”的标语，并通过学生广泛揭露学校中李昭川同伙的腐化生活，搞得李昭川及其同伙威信扫地，狼狈不堪。

  1944年9月20日，因叛徒出卖，李昭秀在泉州联泰皮箱店被特务王介等人抓捕，关押在晋江县政府的监狱里，后来又解押到永安福建省保安处。无论是在晋江或在永安，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都不能使这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屈服。李昭秀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充分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对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强信念。1944年冬天，敌人感到无法从李昭秀口中得到任何东西，即把他秘密解到大田、永安交界处的十八格活埋。牺牲时，年仅31岁。

  李昭秀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光辉形象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他的英勇斗争事迹一直在他战斗过的地方传颂着，许多当年的老战友，至今提起他仍然充满敬重和怀念的心情。李昭秀烈士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来源：《晋江英烈》<第一辑>）